伤痛与叙事
伤别离
2020年1月20日，己亥年腊月二十六。这一个周一，离庚子新春还有五天。
万事如常，欢乐的人重复着他们的欢乐，苦难的人继续承受着他们的苦难，更多人在平庸的生活中假寐。
你亦如此。
你按时下班，和平常一样，进同一节地铁车厢，和疲惫拥挤的人群一起刷着手机。几条有关武汉的新闻让你心里一惊，这已不是第一次看见相关信息，但同时也有其他新闻迅速掠夺你的视线，提供安抚、宽慰和消解，你自然而然地滑向一种思维惯性：这个世界总在出着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但总体情况尚好，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重复即安宁。
从牡丹园地铁站出来时，天已灰黑，街头灯火闪烁，让寒冬的夜晚多了人间的喧闹和温情。你贪恋这吵吵嚷嚷的烟火气，不免驻足，盯着十字路口看了一个红灯加一个绿灯的时间。前些年，你在另一个单位上班，离得远，常常清晨五点多出门，就因为喜欢朦胧中透出清亮的晨曦，如果加班晚归，你也沉醉于万家灯火里的孤身夜行。对你而言，清晨和傍晚，是一个城市最可爱的两段时光，像它的两瓣红唇，每次遇见，你总忍不住去亲吻。
你步行回家。因为住在一个不太规整的小区里，每到此时，院内总是拥挤不堪，身边不时驶过的车辆令人烦躁，而单元门前加装的电梯已经停工半年，一大堆建材高高地摞在一起，挡住了门口的视线。上楼，声控灯慵懒地亮了几下，又灭了。好在这里你已走过上千遍，闭着眼也能摸到家门口。重复有时是一种束缚，有时又提供特殊的自由。
教高三的妻子前天刚结束补课，女儿的幼儿园则早已放假，她们今天一整日都在外活动，也才回来不久。你推门时，她们刚在客厅里结束一个角色扮演的游戏，正要去小卧室的书桌旁写作业。再有半年时间，女儿即将告别幼儿园，步入小学阶段，无论如何得做些学前准备：认识天地人、大小多少，会算二十以内的加减法，还有掌握abcd在汉语拼音和英文中的两种读音。
你记不清是临时决定还是早有计划，那天晚上要吃羊肉馅水饺——羊肉是秋天时母亲从老家带来的，一直间断性地满足着你们的部分味蕾，这种欲望无关乡愁，只关乎生活层层累积所形成的口味。你从冰箱拿出一块肥瘦相间的羊肉，长久的冷冻让它布满冰霜，并且最外面的一层因为失去水分而显得有些干皱。没关系，多年的下厨经验告诉你，只需用刀把这一层薄薄的、干皱的肉切掉，里面仍然是纯粹的内蒙羔羊肉质。这是你童年所奔跑过的山野上生长的草喂养大的羊的肉，也是在你家的羊圈里从小羊长成大羊的肉——如果矫情一点儿，你会闪过许多类似的念头。但那天，你头脑里只有冰手的肉和并不锋利的刀。
因为急着填饱肚子，没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羊肉解冻变软，你只能用那把钝刀使劲切向又冷又硬的肉。的确是一把钝刀，就在几天前，你还网购了一把磨刀器，把有许多豁口的刀刃在磨刀器的磨石之间蹭来蹭去。它似乎锋利了些，你并不确定，但你的确想起自己写的一句诗：
他一生空有锋刃
只对虚无闪过寒光
你总是对此有隐隐的恐惧。那层干皱的肉因为水分少，所以解冻更快，很容易就切下来了，被你抛向还没开始分类的垃圾袋，跟芹菜叶、果皮、用过的纸巾掺杂在一起。接下来的部分就不那么好对付了，你小心翼翼又全力以赴，双手摁住刀柄和刀背下压，切下一片又一片羊肉。有几次，因为肉质的不均匀，刀在艰难的下切过程中猛地俯冲，砍在菜板上，咚的一声，吓你一跳。你暗暗告诫自己：要小心，这是真正的利刃，不要被切到。你似乎还注意了一下羊肉的纹理，按道理，你应该顺着横纹切，但是不用管它吧，反正等一下它们会变成细碎的肉馅，毫无纹理可言。
一大摞羊肉片堆积在案板上，红白相间，渐渐变软，你又切了一条肥肉，经验还告诉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肥肉去滋润瘦肉和芹菜，饺子馅会变得很寡淡，吃不出你期待的香味。接着，你把肉片切成条，再切成丁。
整个过程里，你发现自己的耳朵始终分出一只在倾听小卧室里母女的对话。女儿的作业做得不顺畅，偶尔会哭哭啼啼、撒泼耍赖，最近她总是如此，想尽各种办法拖延功课。这让你烦躁。有一次，你甚至跟她发火，大声地告诫她：如果不完成说好的任务，那么明天就取消游玩。她表示抗议，甚至是大哭，嘴里喊着：不公平，凭什么都是你们大人说了算？她开始寻找和维护自己的话语权，这是成长的标志。不过，你很清楚，她的哭泣有时只是一种谈判策略，但还是会因此而感到无奈。一个孩子，能把自己的眼泪用到极致，而一个成年人，却常常连眼泪都没有。年近四十，你已经懂得了，能哭出来说明希望尚存，欲哭无泪才是中年人的无奈。
就在所有闪念的混杂中，那把刀飞快地切了下去，除了羊肉，还切到了左手食指的指甲——不，不只是指甲，还有近五分之一手指肚。你看见鲜血从伤口汩汩涌出，不由自主地大喊一声：啊！那一瞬间，你心里想的是自己把手指切断了。你飞快地把伤指放到水龙头下，试图用冷水冲掉血迹，但是这来自身体的红色液体很难冲干净，因为你的心脏在不断给血管施压，它们持续涌出，仿佛被封存太久的湖水，终于找到了堤坝的裂缝。你看见水池变成了红色，继而发现血和水并不相溶，那不是纯粹的红，而是无色的水中一缕一缕的红。这奇异的红水形成小小的漩涡，流进了排水口，顺着下水道，进入这座城市的地下脉管。
妻子闻声跑了过来，大声问：怎么了，怎么了？
她看见了那根红色的手指，惊恐地说：你切到手了？创可贴呢？我去找创可贴。
这时候，你似乎冷静了下来，伤口很大很深，但手指并没有掉。现在最重要的是止血，而且你清楚地知道家里没有创可贴，但是有纱布。妻子找来纱布，你把手指裹了好几层，用大拇指摁住伤口处。血仍然在寻找缝隙向外渗透，像倔强的孩子，好在速度越来越慢了。整个过程里，你并未感到疼痛，即使有，也很轻微。现在，好几种忧虑从你心底浮起来，它们是同时出现和上升的，只不过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
第一，要不要去医院？现在已经是晚上七点钟，去医院只能挂急诊。再过一天，你就要跟妻子一起回她老家过春节，却在这时把手切了，这个年还怎么过呢？
第二，你的记忆中，几年前你曾切过一次手指，同一根手指，同样的位置，不过那次伤口要小得多。你只是涂了些碘酒消毒，伤口很快就好了。但今天不一样，伤口太大了，而且菜刀的刀锋上沾满了羊肉的碎屑，你无法确定它们是否带有细菌或病毒。根据常识，你知道这样的伤口应该打破伤风。
第三个忧虑才是最重的，它托举着前两个忧虑：这个时节去医院合适吗？此时，那些有关武汉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的新闻，迅速冲破屏蔽，凝结成一种令人担心的氛围，笼罩了你的心。你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那时候你读大二，被封闭在学校里近半年。或许是出于这段经历，或许是出于某种神秘的预感，你在两天前的1月18日，已经在网上买了一批3M口罩，以备回老家在飞机上用。
这三个想法在妻子的担心和女儿的好奇中互相纠缠着。女儿在问：爸爸怎么了？你说：切到手了。爸爸你切到手了吗？我能看看吗？她继续问。不能看了，很吓人的。你告诉她。
你很快下定决心，去医院，处理伤口、打破伤风，以免引起更严重的感染。多年来，你已经养成了防患于未然的思维方式，常常因此被妻子嘲笑过于小心，但你始终坚持如此。你对意外保持着常年的警惕，但始终没找这种心理的根源何在。
左手的大拇指一直在摁着食指，血渐渐止住，你用右手找到医院的诊疗卡——不巧的是，你的社保卡前一天被单位的同事拿去办理一项医保业务，不在你手中；你又用右手拿手机在滴滴上叫了车，然后走出家门。幸好切到的是左手，你想，继而又觉得自己太可笑了，你又不是左利手，切到的当然只能是左手。
天已经全黑，社区里路灯昏暗，居民楼里许多人家传出炒菜的声音和香味，汽车亮着红灯右转。这个世界一切如昨，没有任何人知道，一切都将彻底改变。
车很快到了，你上车。司机看你戴着口罩，稍有些紧张，他也应该知晓了武汉的事。你举起手指：“切菜把手切了。”他这才放下心来，专心开车。
医院很近，几分钟就到了。急诊室你来过许多次了。有一年，岳母突发脑溢血，你曾在这里的楼道里坐了一夜，那一夜改变了你许多生活观念，急诊病房里的夜晚，是这个世界的背面；还有几次是女儿生病，你自己或妻子带她来这里看病，同样是焦心的经历。所以，你熟悉看急诊的全部路线和流程。急诊区在地下一层，你没敢坐电梯，而是从停车通道走下去的。你看见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戴上了口罩，一部分患者也戴上了，也有的没戴。人人脸上是一副“有必要吗”和“还是小心点好”相互交织的复杂表情。挂号窗口旁边就是急诊手术室，排队时有穿着手术服的医护人员开门，喊某某家属的名字，告诉他们病人的状况。那扇门仿佛是命运之门，进去的人都面临着命运的裁决。
你又到诊室门口排队，这时候，感觉到口罩有些闷，但绝不敢摘下。为了消磨等待的时间，也为了缓解焦虑，你用右手打开手机，看新闻，刷朋友圈。这时的新闻，和武汉有关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峻，在医院地下一层的急诊区看这样的新闻，心情尤其沉重。排在你前面的是一位躺在移动病床上的老人，她不断地呻吟着，显得十分痛苦，而她身边的家属已经失去了家人发病初期的悲切，仿佛习惯了呻吟声——其实，是对她的痛苦无能为力而不得不充耳不闻。医生走出来喊你的名字，然后告诉你说，这个病人的病情有点儿严重，能否先给她看，你再等等。你表示同意，这时候，你已经不再急切，甚至假装忘记了那根手指上的伤口。
你开始翻看手机记事本，想把刚刚的一些零碎感受记录下来，并按照习惯，同时翻检之前记下的东西，做出判断：保留或删除。突然，你划到了那首写于两年前的诗，情景同在今晚狭小的厨房，不过结局截然不同。
肉
那些舞蹈着的肉体，既年轻
又美丽，滴着发光的水珠
旋转，大笑，放声痛哭
那些战争中的肉体，像案板上
待售的排骨、里脊、臀尖
血凝成一片又一片，不规则图案
在厨房，我高高举起菜刀
又轻轻放下，一块冻肉
再次死里逃生
救它的，是我手指甲上
女儿昨晚贴的指甲贴，一只粉红色的
小猪正在舞蹈，完全不知道世上
有肉，和吃肉的人这回事
你记起来，那天和你的手指一起死里逃生的肉，也是羊肉。仿佛是刀俎和肉的轮回，这一次，你们再也没有错过彼此。写这首诗时，你刚刚看完冯小刚的电影《芳华》，许多人都在讨论电影里战争戏中的血肉横飞，当然也讨论文工团那些美丽、年轻而充满诱惑的身体。那年冬天，还有一部火遍全国的电影宣传片《谁是佩奇》——人们一边吃着红烧排骨、糖醋里脊，一边在手机上刷有关小猪佩奇的短视频。你想，这些肉同时并置于一个空间里，并且互不干扰，这才是标准的现代主义，这才是我们世界的真相。这首诗令你思绪飘忽，疫情初露端倪，此刻猜度未来为时尚早，但你天真地以为，再严重也不会超过“非典”吧？不只是你，那一刻甚至此后的很长时间，所有人都这么想。
二十分钟后，你终于走进诊室，给那个比你还要小差不多十岁的年轻医生看手指的伤口，问他处理意见。他说得很模糊——破伤风疫苗也可以不打，但是打一下比较保险；你的指甲估计保不住，但要看恢复的情况；一个月或许能恢复，可也说不准。你决定打破伤风疫苗。他又说，打进口的只需要一针，打国产的要三针，你果断地选择了一针。他给你重新消毒和包扎了伤口，然后你去缴费、打针，从地下走到地上。
现在是真正的夜晚了，车竟然不好打，你给妻子发了条微信，简单告知情况，决定步行回去。其实，医院离家不过步行二十分钟的路程。这一路上，你都在脑海里复盘开头的过程，想寻找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那把钝刀在瞬间变得如此锋利，磨刀石只不过是帮凶。你走神了，但是什么让你走神的呢？是这几天你看到的新闻？是女儿的哭泣？是春节马上来临？又或者，你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潜意识里，你会不会故意切到手指？只不过没有控制好角度和力度，切过了？这种可能性此刻一闪而过，但在后来伤口缓慢愈合的过程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却越来越占上风。
回到家后，你尽量轻描淡写地告知妻子情况，她稍微安心了。这一天，你们没有吃到羊肉水饺，妻子已经把肉收起来，放进冰箱里。
第二天的中午，你们才吃到饺子——味道已然不同，或许是因为时间的延宕让肉质有了变化，或许是因为伤口影响了情绪，又或者是因为即将到来的全世界的巨变，此时已经悄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细枝末节。
晚上有一个饭局，是几位关系很好的师友约了年前一聚。你本想趁此机会好好跟他们聚一下，喝几杯酒，聊聊天，但现在你的手指在告诫你：滴酒勿碰。你如约赴宴，告诉朋友们昨晚刚打了破伤风疫苗，喝不了酒，大家都遗憾。你也遗憾，因为那天酒桌上是好酒。你们谈谈笑笑，自然也说到了日渐严峻的传染病，时至那时，它仍然没有获得准确的名字。其中一个朋友有些咳嗽，她赶紧解释：我不是从武汉来的。众人再一次笑出声。
这天晚上，妻子突然开始剧烈地咳嗽，在这样的时刻，真是令人心惊的咳嗽。你回想了她近期的全部生活轨迹，没有找出明显的漏洞，除了她的职业。她是一名高三教师，每天要接触数百个学生。除了咳嗽，她没有任何其他症状，吃了几种平常感冒吃的药，没有任何效果。虽然只过了一天，但有关武汉的情况已经极其严峻了，你们还是决定去看看医生，竟然意外地挂到了一个呼吸科的专家号。她戴着3M口罩和医用手套去了医院。几个小时后，妻子回来说，和你去医院的时间只隔了一天，防护措施已经升级，呼吸科的医护人员穿上了防护服，戴上了护目镜。稍作检查后，医生果断地排除了肺炎，诊断为普通的呼吸道感染，开了一堆药。这当然让你们更放心了些。
所以，在出发回老家之前，你们的皮箱里不得不空出一块地方，放你的碘伏和纱布、她的感冒药，以及给女儿带的一些常备药。而那个以不菲的价格买的大皮箱，用的是一种新型锁扣，却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了，只好换一个很小的旅行皮箱。除了药品，其他的物品不得不一再压缩。
归去来
2020年1月22日，己亥年腊月二十八。你带着妻子和女儿，乘城铁抵达首都机场。
从离开家门的那一刻，你们就戴上了口罩。刚刚开始，女儿对戴口罩很不适应，特别是在城铁上，她不断想把口罩摘下来，你不断地阻止她。她不会想到，你也不会想到，几个月之后，每次下楼都是她在提醒你：爸爸，口罩。后来网上有人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几年，将来口罩可能会和衣服一样成为一种生活必需品，而嘴则会变成一个私密部位，轻易不会让陌生人看见。
这一天，首都机场里有一半的旅客都戴上了口罩，你一会儿看见一张脸，一会儿看见半张脸。不知不觉中，看见一张脸时，你会本能地躲避。你发现，机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没戴口罩，包括飞机上的空姐、空少。从防疫角度讲，他们更应该戴上，因为如果一个空乘人员感染，就会危及所有的同事和相关航班乘客。
飞机起飞了，你把手机调为飞行模式。这让你有点儿焦虑，担心看不到最新的消息，这也让你生出些虚妄的希望，或许一下飞机，问题已经找到了最好的解决办法。过了一会儿，空姐如常发放飞机餐，女儿对你说：爸爸，我想吃东西。你知道，她只是好奇并不好吃的飞机餐，在几万米高空吃一个小面包，也比在地面上吃美味的蛋糕要有趣得多。你虽然担心，但又不忍让女儿忍受食物的诱惑，便让她摘了口罩吃了点儿；同时许诺，下飞机后她能吃到更多好吃的。
整个航程中，你那根受伤的手指隐隐作痛，为了消炎，你需要每天用碘酒消毒两次，然后缠上纱布。它牵扯着你的部分潜意识，你常常突然举起这根臃肿的手指，其实它包着厚厚的纱布，你根本看不见它的样子。你也并不很想看见它，它总在提醒你关于刀锋和血液的记忆，特别是被切那一瞬间的感觉。在当时，你无暇顾及，但是之后的时间里，那一瞬竟然以一种漫长的方式悄悄潜回意识层面——那是一种凉，是血肉碰到刀锋的凉，是快如闪电的凉，是措手不及的凉。这一刻，你再一次举起它，你看见，它无意中指向舷窗外的虚空。
下飞机后，妻弟从机场把你们接回那座东北小城。东北前段时间下了大雪，公路两旁仍然是白茫茫的一片，你在汽车的快速行驶中，回忆起之前来这里的许多记忆，以及和此地很像的老家。此处你已经来过多次，对一个间断性的过客而言，十几年来，这里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仿佛它是时间中的一块凝固之地。每次抵达后，经过“松原欢迎你”的招牌，你都会想起第一次到这里的情景，那是十几年前了。
在即将抵达妻弟家小区时，你请他找一家仍然开门的药店，去买口罩。他们对这件事还没有任何戒备，在遥远而寒冷的东北，即便武汉已经濒临封城，此处的人们仍然活跃在春节前如常的热闹之中。买到一包一次性口罩，既是为了出门使用，也是因为妻子的感冒并未见好。后来的几天里，她连睡觉都戴着口罩，担心传染给女儿。
晚饭后，手机上的消息让你的危机感更重，而在网上买的那批口罩显示无法发货，你跟着妻弟穿过冰冻的雪路，到另一家药店——一次性口罩已全部卖完，只剩下几包价格很高本地人还没舍得买的N95口罩，你果断买下。在你的坚持下，家人们形成了基本统一的意见，除了最近的一家亲戚，今年春节不和任何其他亲朋往来。
2020年1月23日，己亥年腊月二十九。这一天，武汉正式封城，网上信息如洪水，席卷着人们的新年气氛。你躲在小屋里，给手指的伤口涂好碘酒，包扎，然后刷着相关新闻，在周围欢闹的氛围里强颜欢笑。人们已经知道情况不乐观，不过都以为是另一次“非典”，甚至比“非典”还要轻得多，加上天生的松懈和周围人的放松，大多数人仍把绝大部分身心投入春节的狂欢里，商场和饭店中的人群可以为证。身边的人并不太明白，这条新闻意味着什么：疫情，人口千万级别的城市封城，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措，尤其是在除夕的前一天，新年的欢乐气氛加剧了它的悲壮感。
这种情绪在除夕夜达到顶点，而你的情绪也终于在同时跌入谷底，特别是电视节目，你没有看。此刻，中国腹地的一座千万人口的城市，已经被摁下了暂停键，无人知晓重启的时间；此刻，病毒正随着春节的迁徙大军传播到四面八方，引起更多的恐慌和悲痛；此刻，有的人告别家人亲友，赶赴疫区面对危险，他们中有人或许无法生还；此刻，有的人即将迎来他们人生中最为悲痛的时光。微信群里有人传来一张图片，是一位解放军女战士，因为要驰援武汉，正在表情严峻地注射胸肽腺——一种可以提高免疫力的药物。这张图令你几乎泪崩。
两个孩子在喧闹，她们的快乐仍然纯粹如昔。你有些悲哀地发现，在这样的时刻，你唯一能求助的只有诗，只有写，写不成样子的文字。更悲哀的是你真切感知到了自己的脆弱，它来自你全部的身心，来自你对所关心、所爱的事物浓烈的情感。“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你脑海里，这句诗一直如云雾久久不散，坦率点儿说，你的眼泪即将落下，但是你忍着没有掉落。看看周围，你哑然失笑：仿佛只有你一个人入戏太深。
后半夜，连一个多月前就准备要“三十晚上熬一宿”的女儿也睡了，她的小脸因为兴奋和开心而红扑扑的。她睡得那么好，让你对这世界的明天更为担心。你继续刷新闻，辨别着那些文字中所隐藏的信息，窗外并没有往年零星的烟花声，而是一种和其他夜晚一样的安静。你躺在床上，伤指隐隐作痛。你一直在按时消毒，除了不再有血渗出，伤口还没有任何愈合的迹象，皮肤反而因为失去水分皲裂，伤口的边缘开始卷曲，那块带着指甲的手指肚，似掉非掉。伤口在愈合之前，总是越变越丑，它让你无比烦躁，但无能为力。
这必定会成为你此生最怪异的一个除夕夜晚，你需要用此前所有关于除夕的美好记忆和余生的全部除夕来消解它的冗余。
醒来后，在新年和新冠的双重暴击下，你不得不考虑另外一件事，回北京是否受到影响。你开始担心按照原定计划返京，刚好遭遇返程高峰，不得不在路上接触大量陌生人，感染风险极高。你开始考虑改签机票，提前回家。你把担忧告诉妻子，她虽然很不甘心，但现实如此，也只能同意初六回京，比预订计划早了三天。
初二下午，你和妻子坐车去她堂弟家吃饭。这是北方的一个习俗，在正月十五前，大家在各家轮流吃饭喝酒，那是辛苦一年的人们许诺给自己的奖赏，口腹狂欢缓解着身心疲惫。他们还会打麻将，要带彩头的那种，只有年节时刻，这才会被当成娱乐而不是赌博。小城一如既往地被灰色的天空笼罩，此处原来盛产煤，空气质量一直一般。加上这几天放烟花爆竹，天空都是霾色，把整个气氛搞得越发压抑——当然，或许只有你一个人才会矫情地把它们联系起来。昨天，你和妻子打车去商场买东西，出租车司机谈起这里的一例确诊病人，有担忧，但更多还是分享八卦的兴奋。
在路上，你考虑再提前两天回京。妻子当然不情愿，但这几天她也看到了新闻，知道形势的确严峻。既然早晚要走，不如早点儿回去，一旦滞留在这里，你们难以想象该怎么办。她最终同意了，你果断改签了初四的机票。你几乎是带着负罪的心态来做这件事的，妻子不愿回京，老人们不舍得外孙女，女儿刚跟小表妹玩得开心，更不愿离开。你的想法是，北京城是相对安全的地方，毕竟那里有全中国最好的医疗条件。
回京的路途上，已经没有不戴口罩的人了，即便有的人戴的是对病毒毫无防护作用的棉布口罩。人们仿佛全都无颜见面，只留下带着戒备的眼睛。测体温，填写调查表，登机，起飞，降落。你提前在神州专车约了一辆接机车，本以为疫情严峻，会不好约，没想到出奇的顺利。你们下飞机，顺利地回到家里，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时候，北京的防控措施还很松，社区没有封闭管理，仍然可以自由出入。
你很快发现了第一个困难：没有口罩了，小区附近的药店早已买不到口罩，而你从网上订的口罩，仍然没货可发。没有口罩就意味着无法出门。正走投无路时，你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个朋友发的消息：他们楼下药店有新到的口罩。你火速联系他，请他帮忙购买两盒。朋友很给力，当天就买了快递给你，第二天就收到了。这两盒口罩是非常高规格的N95口罩，你一直节省着用。又过了几天，另一位外地朋友打电话，问你需不需要一次性口罩，他可以分给你五十只。这简直是雪中送炭。
要活着，要吃饭，要吃菜。你戴上口罩，从妻子一年前无意中拿到的一盒医用乳胶手套盒里抽出两只戴上，骑电动车去超市买东西。出了小区，经过地铁站所在的十字路口，料峭春寒的风雪迎面吹来，街头空空荡荡，天空阴灰，这个热闹无比的城市此刻竟然如你老家冬日的田野一般萧瑟。绿灯亮起，但是你过了近五秒钟才反应过来，马路的空旷反而让你无所适从，不敢前行。原来，此前我们对交通系统的认知，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周围的行人和车流来实现的，而不仅是信号灯。只有喧闹的街头，才适合我们正常行走。
你依然尽可能地做饭，洗菜、切菜时，那只受伤的手套上一只乳胶手套。它让手加厚了一层，指套有些长，戴着仿佛手指也变长了几毫米，以至于切菜时你更加小心翼翼。有几次，还真切到了手套，你顿时一身冷汗，愣怔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是虚惊一场。鸡蛋、蔬菜、牛肉，那些日常所见的食材被一样样丢进炒锅，在滚滚的油中，它们被迅速炒熟，加生抽、料酒、耗油、盐，继续翻炒，就这样，一道道菜装盘上桌。
日复一日，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食谱已渐渐无力再更新。这时，你蓦然发现自己2019年出版的那本书《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正是如今每天的日常：人生最焦虑的就是每天吃些什么。羊肉水饺，再一次提上日程。好，就吃它，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去切肉剁馅，但是妻子很不放心，她说她来做。她总觉得你会再次切到手指。
她在厨房里切肉，你的耳朵总是侧向那儿。刀和案板亲密接触的声音并不遵循同样的频率，因为各种原因，她较少做饭，你其实比自己切肉还要担心。过了一会儿，她走了出来，问：家里还有创可贴吗？你蓦然心惊，一抬头，她捏着左手的食指——同一根手指，再次在同一把菜刀下，因为同一种食物受伤。这一刻，你似乎感觉到命运的力量，这是一个恶意的玩笑吗？抑或是因为妻子由于你的前车之鉴，在切肉时尤其小心，而这种过度的小心反而使动作变形，以致受伤？这一刻，你甚至对她有些懊恼：你是在寻找一种公平吗？幸好，她的伤很小，只是切到了一点指甲和皮肉。但是你们在消毒之后仍然纠结了半天，到底要不要去医院打针？这时候去医院，几乎就是在冒险。后来，你们终于决定：不去了。
的确伤得不重，她的手在几次碘伏消毒之后，比你的更早愈合。
也就是这时，你忽然发现自己的伤指有了些不同，伤口裂开的部分增大了，也就是说指甲直接连着肉的部分缩小了。如果是这样，那就证明这一块断甲会慢慢掉落，你感到这是一种希望。在此前，你一直焦虑指甲上的裂痕究竟会怎么样，焦虑这个指头会变成一根丑陋的萝卜。现在，这个问题有了答案，而且你发现了一个生理常识，指甲并不是从其顶端往外生长的，而是从根部，然而你也并不确信。
你们再一次吃到了羊肉水饺，滋味难以言说，包含着由味觉所记忆的全部复杂感受。
依然是每天刷新闻，这几乎成了一种强迫症。在居住地周围三公里范围内，陆续出现了确诊病例，地图上的小红标，仿佛是埋伏在身边的地雷。除了每三四天去一趟超市买菜，或者到小区门口取快递，你不再下楼。重复的日子让人心生厌倦，厌倦久了，竟然就习惯了。
不久后，高三开学，妻子开始每天对着电脑上网课，你也是居家办公，工作之外的时间需要全部留给女儿。在女儿出生后的六年多里，你从来没有比她早睡过。你总是在她安然入睡之后，才会放下一整天的心思，像是将一把枪的所有子弹退膛，终于可以让风自然地穿过枪膛了。这一天，你正沉浸于睡前奖赏给自己的娱乐，突然旁边的小床传来一声咳嗽。你立刻心惊，静静地听着，担心第二声接踵而至。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你刚放松一下，就再次听到她的咳嗽声。你心一沉，凭借这几年对孩子状态的了解，你预感到她可能要生病了。
好在除了咳嗽，没有其他症状，而且你复盘了她近些天的所有行动，应该没什么纰漏——除了有一天，天气极好，你们实在憋不住，下楼到附近的小公园骑了几圈自行车，也全程佩戴口罩，没有跟任何人接触。家中有常备的药，你们根据以往的经验，给她吃药，症状似乎减轻了，但又感觉并没有。女儿轻轻的一声咳嗽，都能让你从最深的梦中醒来。她咳嗽的频率越来越高，终于，你们决定还是要去一趟医院。
你们三个人，骑电动车到医院，挂号、抽血、检查、开药，全程如在战场。医院儿科门诊门可罗雀，医生和护士已经穿着全套的防护服，戴着护目镜，零星来看病的家长们，也都神情紧张，而生病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世界病得比他们更重。
幸好问题不大，开了新的药，网购了一个雾化器，回来继续吃药加雾化一周，女儿逐渐好转。终于，她的咳嗽一声也没有了，但妻子又咳嗽起来。这些年来，母女之间几乎形成了一个定律：女儿生病好了之后，母亲总要重复一次。妻子因为每天要上五六个小时的网课，嗓子受不了，她不得不又去一次医院，开药回来吃。过了十天，妻子才好。这时，你才想起那根手指——你发现新的血肉从手指上长出，越来越厚，它们在默默地驱逐断甲。你心里清楚，这一块断甲是不会自然脱落的，它一定会在你做某件事时被什么东西碰到，在意外的疼痛中掉下来。果然，有一天，你换被单时猛地一甩，疼痛就带走了它。它遮盖的那部分完全地露了出来：真丑啊，那带着伤痕的血肉；真倔强啊，那顽强生长的血肉；真脆弱啊，那粉嫩单薄的血肉。你曾经以为，断甲掉落之后，那根手指会马上迎来全新的春天，但事实恰好相反，新生的部分过于脆弱，轻轻地一碰就会钻心地疼，比指甲掉落时还疼。哦，原来那被你憎恶的断甲，一直在保护着手指，它站完了最后一班岗。
你知道，这疼痛是痊愈的一部分。你和全世界的人一同看见，中国的病例正在逐步减少，而外国则进入了井喷期，很快成了疫情的中心。你关注着世界疫情变化，关注留学生，关注海外华人，关注目力所及的一切信息，并且在内心深处给它们分级归类。在这方面，你与其他人毫无区别。但是，让你感到悲哀的是，朋友圈里有许多人竟然每天转发各种违反常识的假新闻和伪造图片，并加以大段同一腔调的议论。即便这些新闻随后被证明为谣言，他们也从未转过一条相关的辟谣。很快，你明白了，他们根本就不关心新闻的真假，不过是借一个可用的引子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和观点而已。
有发言权的或许是每天思考人类命运的哲学家，这段时间你也看了许多思想大咖的言论，他们试图对眼下的世界作整体性表述，比如斯洛文尼亚那个以讲笑话著称的大胡子齐泽克，比如近些年越来越热的巴丢和阿甘本，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大神哈贝马斯，比如日裔美籍学者福山，等等。你在微信上浏览他们被翻译过来的文章，看到了洞见，也看到了盲点，会悲哀地想：即便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也无法看清远方的人心；或者换一个隐喻性的说法：即便最锋利的刀刃，也切不掉精神的骨质增生。
我们的野蛮与轻浮
无论如何，手指的伤口正在缓慢地愈合，尽管速度慢得超出你的耐心，但一个完整的手指确然在未来等着你。指甲下的血肉是永远不会变坚硬的，它只能等着指甲一点一点地长出来，遮挡住它的脆弱。
你全程见证一处伤口的愈合，见证身体的自我修复。你开始对自己前一段时间的焦虑感到好笑，但很快就发现真正的困难在于，作为一个敏于思考的人，作为一个怀有悲悯之心的人，作为一个借文字安身立命的人，你该如何对待举目可见且身处其中的群体性伤痛？那段时间，除了每天上涨的感染人数，你更多看到的是新冠所造成的悲惨人生，而那些靠噱头吸引眼球的自媒体，把“人血馒头”吃出了花样，别人的悲惨命运，成了他们聚敛赞赏的鱼饵，那些消息来源有限、不善于辨别信息的人们，不但付出了几十或几百的打赏，还付出了他们真诚而庸俗的眼泪和情感。
你一直在警惕被同样的群体情绪裹挟，即便不得不融入这类洪流，你也时时告诫自己：再想想，再等等，再看看。可是，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代世界的个体，作为一个被新冠病毒所影响的普通人，除了在日常生活里去适应新的状态之外，你还要在精神世界面对这次人类伤痛。你不断地在想一个问题：个体该怎么去承受人类的集体性悲伤？
你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突围之道。你开始回溯离自己不远的灾难史——汶川地震、“非典”、1998年大洪水、唐山大地震……它们要么因为你不曾亲历而缺少必要的思考距离，要么因为不够切身而找不到对应性。它们只能通过文字和影像进入你的观念之中，并且形成你对世界和国族认知的一层细沙。等你读了更多的书，了解到更丰富的细节，这些细沙的一部分会凝结成坚硬无比的块状，另一部分却随风而散。想起这些灾难，庞德那首名作《在地铁车站》总是第一时间浮现在脑海：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对作为后来者遥望历史的你而言，没有哪部作品比异国诗人百年前的这首诗更恰切了。并非庞德预言了人类苦难，而是你只有通过它才能找到认知那些伤痛往事的方式，就像一个放大镜，帮我们看清了老祖先在一块木板上刻下的细密线条。
虽然它们仍然因为时空的距离和肉身经历的缺失而不够真切，但借由《在地铁车站》所提供的转喻，你找到了一种新的理解自己时代的可能。和艰难的理解相伴的，是你同时在试图写点儿什么，这是一个写作者的本能，但是你写不出任何能容纳这些呐喊和眼泪的文字，这让你越发焦虑。于是，你只能把目光再次投注于自己的伤口：某个深夜，半睡半醒之间，你突然找到了自己和这场全世界的灾难之间的隐秘联系——那根受伤的手指。
它已经不再是剧痛，而是一种隐痛，还伴随着隐隐的痒。你知道，那一定是新鲜的细胞在生长，挤压着皮肉。简而言之，一小部分新的你，正在替代一小部分旧的你。你开始回想它受伤和逐渐愈合的时间点与感受，发现它正和疫情、人们的心理状态慢慢同轨，微小的指尖之伤和全球之痛，悄然形成一种独特的逻辑关系。借由这种半真实半想象的联系，你开始产生许多新鲜的想法，你想起几年前曾经粗浅读过的西方哲学家阿甘本的一个概念——同代人。新冠疫情终于把全世界无差别地联结起来，同样，也把所有年龄段的人变成了独特意义上的同代人——新冠一代。如果有人做详细的心理分析，肯定会看到人类的心灵曲线在这一年陡然转弯，爱恨生死这些千百年来一代代重复的故事，再一次被病毒摩擦出新的火花。你将和所有人一起，共同承受也共享一个全新的时代。可是，你当然同时在媒体中和生活里获得这个世界分裂的信息，而且，这种分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巨大和明显。这就是伤口的意义，它既是一个身体的分裂，又是一个身体的愈合。
你无力进行整体性把握和描述，于是回到自己略微熟悉的文学领域，试图找到一面可以观照此刻的镜子。你想到自己读过的有关人类灾难的文字，比如被人们不断提起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鼠疫》《失明症漫记》，还有中国作家的《白雪乌鸦》《花冠病毒》，等等。但是大多数人提及它们，并非是因为文学，而只是因为它们与疫情相关。你想到一些更为隐秘的文字，比如诗，比如被以诗的面貌呈现出来的哲学思考，你开始确信，要想理解一种庞大的事物，只能寻找最小的切口——要想认识自己的整只手甚至整个身体，只能划伤一根手指。
是啊，在地动山摇中，灾难之外的人做什么不是轻浮的呢？不止轻浮，而且如刽子手，如刀笔吏，有形的刀斧和无形的刀剑，都在人们手中握着。诗人知道在这样的时刻，任何诗歌都阻止不了大地的颤抖，都挽救不了那些被掩埋的人，都恢复不了被砸断或截去的肢体，但是他们依然要写，并且要一边自责一边写。这是诗歌的道德律令。而作为诗人，要维护这种道德律令，就必须承受灾难带来的全部伦理压力。生者和逝者，地震之前、新冠病毒来临之前、战争爆发之前、洪水泛滥之前，还在共享这个星球的一切幸和不幸，但是一夜之间，人们就被灾难区分开。你发呆时也会思考这些问题，设想自己此刻到底该秉持一种什么样的立场。
立场在具体的事件中渐渐清晰。有人向你约稿：你好，请问有写抗疫题材的诗歌吗？你回答：抱歉，没有。因为对方是比较熟识的人，你还增加了几句：坦白说，我现在什么都写不出来，又或者说，我个人的写作伦理让我无法去写这件事，至少现在不能。就连处在疫情中心武汉的众多友人，你也只是在朋友圈中默默关注着他们的一切，而无法给出轻浮的问候和关心。
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却又控制不住自己表达的欲望。你在手机的记事本上写了删，删了写，再删再写。你写下了全部表达的冲动，再全部删除它们，你的内心并未因此平静，但却实现了走钢丝般的平衡。走钢丝的人，只有在钢丝上才是平衡的。
情况似乎在好转，至少很多人这么认为，小区的小公园里，已经有孩子戴着口罩在玩耍了。但是你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只敢带女儿去小区外人较少的公园骑骑自行车。女儿在家里的时候，跟她的各种玩偶一起玩，常常会说到：小熊得了新冠肺炎，小海豚得了新冠肺炎。一个孩子在这种氛围中久了，医学话语便进入了她的语言系统，进而影响到她对整个世界的认知。一想到这些，你就感到心怀愧疚，这个由你而来的小小的生命，要开始承受你所完全不曾预想到的压力。每天出门前，她都会提醒你：爸爸，口罩、出入证、钥匙。这是她交代的三样东西，全部和进出有关，全部和你们能否安全回到家有关。她记得清清楚楚，她的童年不可避免要打上这三种烙印。
你会想起，在几年前，北京的雾霾很严重，上幼儿园的路上需要戴口罩。走出楼门，她会说：爸爸，今天的雾霾好重啊。现在，口罩又一次成了生活必需品，而人们所面对的困难比雾霾要严重得多。她骑车摔倒，腿上蹭破了点皮，你用碘伏给她消毒。她开心地说：现在公平了。你问：怎么说？她说：现在爸爸、妈妈和我都有伤痕了，公平了啊。你蓦地心惊，你当然知道孩子话中的真义，但你更会想，她的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与你要承担集体性灾难的想法似乎很像。
阿多诺的那句话，并非在质疑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作的合法性，相反，他恰恰是在说诗歌的道德、诗人的道德。你在想，哪怕即便用大多数人都望文生义的理解的意义而言，从写诗是野蛮的，到写诗是轻浮的，人类文明已经悄然嬗变。但是同时，人们在新冠病毒面前并未建立全新的写作伦理——依然只能在轻浮和野蛮的天平上去衡量一切。
等待戈多
在这一年，另一个年份总是被人们作为参照频频提起——2003年，“非典”时代。
那时，你在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置身于校园之中。你对“非典”的许多记忆已经模糊，但有一些片段却历久弥新。比如，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家境优裕，在学校封校之前坐飞机回到了南方的家。那时，你连飞机都还没坐过，甚至没有近距离观察过，所以他的逃离让你立刻明白，在危急关头，人和人之间应对困境的方式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比如，学校的宿舍楼被分成几种颜色，持不同颜色的出入证出入，到各自规定好的食堂买饭。比如，你的一个同学，去石家庄看女朋友，回到北京遇到封校，无法进来，只好返回石家庄，租地下室住了几个月，却和女友难得有了长时间的相处。比如，一位教古代汉语的老师，依然严肃地打电话叮嘱学生们认真学习，随时回答学生的问题。比如，你用古老的201电话卡给家里打电话，母亲告诉你，村口的路被挖了一条深沟，以防外面的人进入。比如，你和留守在学校的人，每天守着那台14英寸的电视机看篮球比赛，学校电视台在放录像，央视五套在转播NBA。那一年，姚明刚刚去美国不久，引发了中国的篮球热。
沿着这些片段，你回忆起更多更久远的细节。“非典”一年多前，就是在同一块小小的屏幕上，你们一遍又一遍地在新闻中目睹本·拉登手下的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飞机撞上纽约双子塔，但是对当时的你们来说，地球另一端的灾难实在太过遥远了，以至于飞机和大厦相撞引起的浓烟和火光，甚至比不上看好莱坞大片让人震惊。多年后，你才想明白个中原因，在小小的荧幕上，高耸入云的双子大楼也不过如尺子般大小，两架飞机类似于纸飞机，更关键的是，这灾难里你们没法看到具体的人。你们知道有，但新闻里不会播放一个被废墟压住的人，一个被大火灼烧的人，一个残缺不全的人，你们年轻的情感和同情找不到任何具体的对应者。
但“非典”不同，它就在你所在的国家和城市游荡，因为身处校园，你不太清楚人们抢盐、抢板蓝根的疯狂，你和室友唯一担心的是，同宿舍的一位同学每天雷打不动去教室上自习，让你们觉得他被感染的风险加大了。但是重复性的生活最能麻醉人，不到两周，你们就适应了学校封校的一切，看录像，看球赛，几个人分食一桶泡面，坐在草坪上打牌。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悄然转化为一种享乐：无需上课，只需游戏。那段日子已经成为你此生最为松散自由的时光，但很可惜，你由于过于沉浸而没能更好地享用它。解封时已是六月份，你们可以自由出入校园了，但是你已失去了出去的欲望。
如果这些和你相关的大大小小的疼痛有一条隐形的线索的话，再往前追溯呢，会是什么？你能记起来，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留有痕迹的伤痛是十岁时。那一年，你在离村子四里地的小学读书，中午骑父亲的自行车回家吃饭——你对那顿午饭吃的东西永远难以忘记——然后又骑车回学校。那是一个阴沉但没有下雨的天气，你在村西摔倒了，一条胳膊骨折加脱臼——是左臂。后来，在手指的刀口漫长的愈合过程里，你无数次想过，左臂虽然不如右手那样自由灵活，但却承担了你身体三分之二的物理创伤。疼痛到极致，人会产生一种麻木感，又痛又麻。
几个月后，骨折痊愈，但是你的左小臂永远留下了一道可以察觉的弧度，因为不正确的姿势，断裂的骨头顺势长出了一个弯儿。它对你后来的生活没有任何可见的影响，但它是永恒的印记，提醒着你疼痛会消失，可是伤痕却永远留下来。
你身体上还有另一道伤疤，足有六七厘米，在腹部。这个伤疤诞生于你不满周岁时，那时你太小了。但是可以想见，八个月大的你一定为此痛哭无数次，那是没有任何认知和意识的本能哭泣，那是疼痛对人的神经的最初冲击。很可惜，这次袭击没能在你精神内留下任何痕迹，即便有，也是靠后来亲人的讲述和自己想象而建构的。所以，尽管这道伤疤要伴你一生，你却只能通过假想来回溯性地重构当时的情景。
犹如新冠爆发时，人们总是要说起“非典”的教训，然而人类并不能因为“非典”而避免新冠。有关“非典”的记忆在新闻中，在纪录片里，在文字中，在许多人的心里，但是人是善于遗忘的，特别是群体性记忆，更会在日常中消磨掉那些伤痛。群体的创伤性记忆必须借助某种具体的仪式才能被记住，所以要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所以要树立汶川地震纪念碑，只有骸骨能让人们记住战争的残酷，只有废墟能提醒人们大地的震怒。在个体的心理世界，创伤性记忆常常会变成一个坚硬的核，人们总是用种种伪装把它包裹住，生怕触动。所以，不论是以什么方式，你的伤痛之感都值得被写下来，纳入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
让我们回到现在吧，我们也只能从现在出发，去想象以后的日子。
种种喧嚣，在一百多天之后，都变成了日常。你和其他人一样，习惯了出门戴口罩，习惯了回家马上洗手，习惯了和陌生人保持社交距离，仿佛本来就是如此。但是你们的心里却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疑问和期待：我们还能回到新冠之前的生活吗？你知道，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正如某一次疫情稍有好转时，长久居家的几个朋友，终于半怀兴奋半怀忐忑地约在一个小饭馆里聚餐，一位友人问你：哎，这次疫情对你们作家有什么影响吗？你想了想说：没有一件事会单独影响写作者，影响我们的都是建立在一种整体性之上，并且渗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处。比如，当一个作家再去写小说时，如果故事时间来到2020年，他就必须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物理距离问题，小说里的人物绝不能和以前一样，随时随地见面，随心所欲行动，新冠对日常生活造成的改变成为所有故事的基本逻辑。
现实亦如是，回答着问题，但并不给出最后答案。2020年4月8日，庚子年三月十六日，武汉解封。
在同一天，你发现那枚伤指的指甲终于长齐了。这时，你不再把二者看成巧合，你相信，这就是一种同构。个人的伤痕和群体的伤痛所经历的一切，都遵循着相同的逻辑：意外之刀，血，药，伤口，新生的力量，牺牲的断甲，手指即隐喻、即象征、即现实。新冠在文化领域的真正威力恰恰在于，它破坏了现代主义形成的隐喻体系，尽管病毒自身常常被看成是人类文明的bug。它让人们重新回到生和死的现实层面来思考一切问题，就连高烧、咳嗽这些人类常见的身体症状，也被它抽离为一种征兆。人需要重新获得身份认证：你得先不是什么，然后才能是什么。
指甲的确全部复原，但是仔细去观察的话，依然能看出当初的刀口所留下的印记，轻轻一摁，它仍然会隐隐作痛，正如人所经历的全部伤痛，都会在精神中留下尾巴。你常常忽略它受伤的经历，偶尔用到那根手指，特别是需要它使出全部能力的时候，它就会瞬间告诉你：抱歉，我的伤痕仍在。你无法用它抠开一个坚硬的事物，比如解开一根打了死结的绳子，从前你用牙齿和左手，现在你只能用牙齿和右手。所以，你开始反向承认，即便伤痕消失了，伤痛却不会离去，它只是冬眠了，一旦温度合适，就会迅速醒来。
从这一刻起，你终于原宥了自己的负罪感，那种面对群体性伤痛无能为力的负罪感。你知道这会被看成是矫情，被批评为虚伪，但好在你只对自己的内心负责。
你想起很小的时候，跟着家人在加工厂里磨麦子，红褐色的麦粒被灌进磨面机，你在漏斗处撑着一只用了多年的面口袋，第一次磨出的面粉洁白细嫩，它们轻轻地落在你的手臂上，甚至带着冬雪的微微凉意。另一个凹槽处落下的麦麸，则被重新投入机器，开始第二遍磨面，随着循环的增多，落在你手臂的面粉慢慢由洁白变成红褐色，甚至带着些许的黑色。再比如，现在几乎所有女性都熟悉的美白产品，人们为了皮肤的白，不惜把自己并不了解的各种化学物品涂抹在脸上。黑色是看不见的敌人，隐形的对立面。
所有创伤性记忆都是黑色的，这种黑里，有时混合着血的红色，又是掺杂着罪的灰色。黑色是伤痛叙事的主要色调。至少从你的精神观念上来说，伤痛必须被个体和社会同时消解，伤口才可能彻底愈合。或者相反。
就在你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北京新发地再次爆发疫情，几天时间感染者就过百，刚刚解除封控几天的小区，重新开始查证测温。这一次，你身处漩涡的中心了，再也不可能保持远观的姿态，但你和身边的大多数人一样，紧张，却不再惶恐。你开始明白和接受，这种状态也许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日常，人们得做好准备。
北京爆发疫情在提醒着，人们做了个短暂的梦后，醒来片刻，就重新回到梦中；或者是，这场大剧在漫长的五个月演出后，赢得了难得的中场休息，才喝一口水，一支烟还没抽完，下半场的哨声已经响起。二十多天后，三十多天后，四十多天后，北京的病例终于清零，接下来是新疆，然后是大连，然后是青岛，然后是石家庄……
一年过去了，疫苗问世，全世界都期待着疫苗能给出最完美的答案。你也打了，你的家人也打了，虽然心里仍怀着浅浅的疑问，但是人们别无选择。好在，你现在所处的那片区域是安全的，你可以跟家人出行，跟朋友聚会，或者只是一个人在夜晚绕着小区走几圈。这已然是一种好生活。
可是病毒比想象的狡猾，它开始分身、变异，科学家、医生们只能不断去面对新冠的变异。这是一个无休止的打地鼠游戏吗？
未来会怎么样？
谁也无法断言，人人只能心怀期待。媒体上总是好消息和坏消息交错而来。每一个坏消息都仿佛预言着世界末日，令人悲观；好消息又总是拨云见日，让人觉得终于柳暗花明。好坏之间长久交错，人就麻木了，也可以说坦然了。君不见大街上人来人往，饭馆里的食客也日渐增多，而且，每一种日常食物都能吃出劫后余生的滋味。余生还很长，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未来会怎么样？
科学家在预测，哲学家在分析，而如你一样的大多数人，只是顺着生活的洪流向下漂荡。面对这个问题，唯一能引发你深入的思考就是偶尔想起一出有名的戏剧——《等待戈多》。
戈多如同最终的胜利，他会来吗？
应该会的，我们不是约好了么。
那他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后天，也许很久很久。
怎么办？
等。
你和所有人一样，在日常生活的琐碎里等待着真正安全的那一天，如同十七年前你们等到的“非典”结束，重新不用戴口罩上街，大口呼吸，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除了相信戈多会来并一直等他，没有其他可能。
你和你们，早已准备好那句话了：你好，戈多，终于等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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