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三日
开弦弓村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是说起江村或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那可就是大名鼎鼎了。1936年，年轻的费孝通来开弦弓村养伤，同时在此做社会调查。后来在这次调研基础上，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写出了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这部英文博士论文后被译为中文时，书名改为《江村经济》。《江村经济》堪称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之作，至少是之一吧。《江村经济》为中国的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赢得了国际声誉，是国际学术界最早了解中国社会科学的一部著作。由于费孝通，由于《江村经济》，原来普普通通的江南水乡中的一个小小村落拥有了特殊的声望，它几乎成了中国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一块圣地，至少在中国社会学界开弦弓村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说，开弦弓村是中国社会科学界里最知名的一个村庄。
开弦弓村以及所在的七都镇、吴江区甚至苏州市在为江村和费孝通感到骄傲的同时，越来越意识到江村的文化价值以及其可能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潜在推动作用。吴江区将域内农村赋予了一个统一名称：江村。江村成了像徽派建筑那样的一个苏南地区的文化符号。七都镇在吴江区的支持下设立了“江村综合提升专班”项目，意在把开弦弓村打造成一个“新型文化小镇”，开创经济发达地区乡村振兴的新典范。
“驻村教授工作室”就是开弦弓村“专班”设立的一个子项目，意在吸引学术界人士来此驻村生活，仿照当年费孝通，让学者们来乡间一边休闲，一边做些调研，还可以读书、写作。这让人想起了古代书院的体制，也有点像寺庙里的“挂单”。非常荣幸，我竟然成了开弦弓村驻村教授工作室第一位访问学者。2021年10月14日至17日，我应邀到此小住。三天里，我在开弦弓村生活，每天早起晨练，在村中散步，白天访问村中居民、商户，与村民、干部以及外来务工人员聊天，晚上独居工作室看书、思考、记笔记。三天时间虽短，但收获颇多，密集访谈、快速阅读，狼吞虎咽接受到大量信息，加之联想、思考，确有胜读几年书的感觉。
水乡
江南素有水乡之称，而苏南堪称水乡中的泽国，有的地方干脆以泽命名，如震泽、盛泽等就是此地名镇。这是一片与太湖面积相当的湖网湿地。2017年春，我们徒步考察京杭大运河时，在苏南沿环绕太湖东侧的京杭运河行走，初夏的水乡风光让一行人流连忘返。
太湖东岸河道纵横，漾荡成群。这一带地名几乎都带个三点水，是名副其实的水乡。我粗略地统计一下，太湖东岸的湖网区域带三点水的地名多达二十二个，计有：江、河、湖、荡、漾、港、溇、渡、渎、洋、泽、淀、浜、湾、漕、泾、溪、沟、池、潭、滩、渚等。
在这些地名中，溇与港是最有地域特色的名称。太湖以东有七十二港、三十六溇之说，亦有“溇港文化”之称。所谓“溇”与“港”特指太湖以东的排水渠道。太湖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她哺育了中国最为富庶的鱼米之乡。太湖水域广大，我第一次到太湖边上，只见烟波浩渺直通天际，水天之处呈一道弧线，宽广如同大海。太湖在江南平原的中心，地势低平，平均海拔只有三四米，太湖到东海的直线距离尚有一百多公里。每逢汛期排水泄洪是太湖地区农业的命脉。从夏商时起，先民们便在太湖东岸开凿出一条条水道，将太湖之水引向湖东广袤大地，编织成纵横交错的水网。这个庞大的水利工程系统，堪与灌溉天府之国的都江堰媲美。当地人把一条条太湖引水渠统称为：溇港。溇与港的区别是，在浙江湖州地界上称“溇”，在江苏苏州地界上称“港”。在古代，浙江属于越国，江苏属吴国，想必溇港之称肇始于春秋时期吧？
太湖流域得天独厚的气候、水文、土壤条件，加之自古勤劳的人们世代的劳作，开渠排水、围圩造地，形成“十里一横塘、七里一纵浦”的太湖地区特有塘浦圩田系统，变湿地为丰腴良田，造就了鱼米之乡。南宋时，便有民谚云：“湖苏熟，天下足。”从那时起，太湖沿岸“围田相望，皆千百亩”，男耕女织，水稻、蚕桑、渔业蓬勃发展，“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里成为农产品和纺织品的主产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之仓廪。
江村
开弦弓村便坐落在这片自古以来富饶的水乡沃土之上。开弦弓村因费孝通而闻名，费孝通学术思想得益于开弦弓村的滋养。我甚至认为，没有与开弦弓村的偶遇，世间也许就没有大学者费孝通。开弦弓村加上费孝通，谓之：地灵人杰。
费孝通是大学者，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代表性人物。但即使这样大名鼎鼎的学者一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也屈指可数。在我看来，费孝通终其一生主要学术贡献有二：一是，关于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理论概括，即人们熟知的“差序格局”的相关概念及理论；二是，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理论，即“人地矛盾”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和贫困问题的根本原因。费孝通这样声名浩荡的大学者的主要学术贡献不过有二，可见科学道路有多艰难。无论在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领域，真正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谈何容易！
开弦弓村是费孝通学术成就的发源之地、滋养之地，对此费孝通念念不忘。从1936年6月到2002年9月，费孝通一生共二十六次访问开弦弓村，时逾六十六年。在开弦弓村通往费孝通纪念馆的路上，像好莱坞星光大道那样，镶嵌着二十六块纪念费孝通到访次数的石阶。
1935年，广西省政府邀请清华大学人类学教授史禄国来广西大瑶山对当地少数民族做人类学调查。史禄国工作繁忙不能成行，便推荐他的学生费孝通代为调查。因为那时费孝通已经获得了赴英国留学资格，而按当时人类学界的规矩，凡取得博士生资格的学生均应有一年的田野调查经历。这样，费孝通便接受了赴广西开展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工作。为了工作方便，行前费孝通与尚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未婚妻王同惠成婚，是年10月二人一起赴广西大瑶山调研。
十分不幸的是，当年12月16日，费孝通夫妇在调研途中因向导“先行不候”，而误入虎阱，费孝通身受重伤，王同惠竟在寻求救助路上不幸坠崖溺水身亡。费孝通挣扎爬行救生，幸运获救。被救出后，在广西教育厅和友人帮助下，费孝通辗转到广州入医院治疗，翌年6月回家乡苏州吴江休养。
费孝通有个了不起的姐姐费达生。姐弟二人都是长寿之人，费达生年长费孝通七岁，姐弟同于2005年去世，费达生一百零三岁，费孝通九十六岁。费达生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科学习，归国后立志投身实业救国。费达生回到家乡吴江四处宣扬推广新型养蚕技术。一次偶然机会，当时开弦弓村村长陈杏荪听到费达生的热情演讲，便邀请她来开弦弓村办学建厂，发展桑蚕养殖和丝绸纺织。1924年，费达生来到开弦弓村办起了蚕业指导所；1929年，她创办了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简称“合作丝厂”。听闻弟弟受伤，费达生就邀请费孝通来开弦弓村，在她的丝厂里休养考察。费孝通与开弦弓村的故事由此发生。
姚富坤是开弦弓村的一个奇人。他多年研究费孝通并运用其方法继续研究苏南农村的社会变迁。社会学界一些学者称他为“农民社会学家”。姚富坤在研究费孝通早年生涯和学术经历时说过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确实很有见地。费孝通本人似乎也持这样看法，他在《江村经济》“著者前言”中写道：“这本书的写成可说是并非出于著者有意栽培的结果，而是由于一连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促成的。”
任何事物发生发展都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费孝通学术成就的取得，其偶然性是大瑶山遇难，这是他人生一大转折，而必然性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开弦弓村。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开弦弓村的休养和调研，费孝通很可能会沿着他原来生活和学术轨迹成为一位人类学家。提出“人地矛盾”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是费孝通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而这正是来自于他对开弦弓村经济社会情况的实地考察和归纳总结。
开弦弓村紧邻太湖东岸，费孝通称之为“水乡深处”。这里正好是苏南自然条件最为优越、最为富庶的地方，但同时又是人多地少的“人地矛盾”最为突出的地方。自宋代即有“湖苏熟，天下足”之说，但到了明清此说悄然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明清两季，洞庭湖流域以及广东已经取代了太湖流域成为中国粮食的主产地。明嘉靖时期，权臣严嵩主张将江浙一半农田改为桑田，嘉靖帝不放心，问：“如果将大量农田改为桑田，农民吃饭怎么办？”严嵩答：“现在每年外省都要给江浙调拨粮食一百万石。增加了桑田后，继续再增调粮食即可。”
为什么江南鱼米之乡到明清之时粮食不能自给自足了呢？并非粮食少了而是人口增加了。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记载：1935年，开弦弓村人口为1458人，人口密度达每平方英里1980人。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因为当时人口密度已居全国前列的江苏省人口总密度为每平方英里896人。就是说，开弦弓村人口密度是江苏省人口总密度两倍以上。1936年费孝通在开弦弓村考察时看到，在如此得天独厚的富庶之地，村民们生活却是困难重重，勉强温饱。费孝通由此领悟：“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
那么，为什么江南富庶之地农民收入水平会不断下降呢？费孝通深入调查了解了开弦弓村的生产结构和农民收入结构。他直观地看到，江南农村的生产组织以及劳动分工是：男耕女织。后来费孝通解释说：“苏南是一个农业开发历史悠久的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吸引和积聚越来越密集的人口。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维持住该地区的‘天堂’之富，这里很早就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家庭手工业。‘牛郎织女’的传说反映了夫妇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表明了农业与手工业在一个家庭内的有机结合。”他的这种认识正好得益于开弦弓村这个典型。当时，开弦弓村的产业是两块：水稻种植和种桑养蚕。1935年，开弦弓村水稻总产量折合成大米约为九十八万斤，全村人均产量约为六百斤。开弦弓村有80%的农户养蚕，养蚕户养蚕收入折合成大米约六百至八百斤。开弦弓村有谚语：“吃靠田里，穿靠匾里。”也就是说，桑蚕养殖的收入是村民们在水稻种植之外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经济来源。
在开弦弓村现场观察启发了当时还是青年学生的费孝通，他认识到人多地少的矛盾是中国农村贫穷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他根据对开弦弓村“男耕女织”现象的观察，进一步指出了解决人地矛盾的根本出路。他在《江村经济》最后一章“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写道：“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费孝通的重要学术贡献直接来自田野调查，使用的是“观察—归纳法”，这是社会科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很大程度上就从牧场和渔场的过度开发和使用的现场观察中归纳、总结出来的。费孝通幸运之处正好在于他遇到了一个正确的地点——开弦弓村。在正确地点上，他又运用了正确方法——观察—归纳法。第一个正确是客观的，第二个正确则要归功于他的主观。他后来总结说，“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工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正是这种考察地点的代表性、典型性，使得事物的本质、真相浮出了水面，本质与现象、表象与真相几乎重叠，使观察者一目了然。孕育出中国伟大学术思想的主客观条件、偶然与必然因素在1936年的江村碰头了，开弦弓村真乃中国社会科学的一块福地。
费孝通
开弦弓因费孝通而闻名，费孝通也因开弦弓而出名。在来开弦弓村小住之前，我对费孝通的主要理论及学术观点还是有所了解的，而这次来村里小住主要收获是，对费孝通这个人以及他的研究方法的了解和理解。
费孝通的人生以及学术生涯经历了许多曲折和磨难但终获成功，可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自身原因看，我认为费孝通的成功主要得益三方面因素。
向实求知，做时代学问。不同时代有不同学问，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做学问方法。费孝通生活在一个大变动、大变革的时代，而他始终关注时代，关注时代问题，深入社会、深入生活，从社会实践和人民生活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变动时代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时代，这样时代的学问必然要以实践为导向，学者要向实践者学习，向实践求知识。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秦国因商鞅变法而崛起。《商君书》中提出“以吏为师”。以吏为师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以当官的为榜样，谁官大谁手中的真理多，而是在提倡向国家治理实践中的操作者学习。向实践求知，向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主要是用观察法、归纳法，而不是主要采用演绎和推论方法。观察法和归纳法是变革时代科学方法论的时代特色，费孝通正是这样做的。对实践进行观察和归纳从而生产出原创性理论，这是费孝通成功的关键。
善于观察，见微知著。乔布斯说过，他很幸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真正喜欢做什么。事业要成功，一要执着，二要擅长。而执着首先来自兴趣，擅长就是有天赋才能。“兴趣+才能”是事业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松下幸之助创办松下政经塾为日本培养政治人才，他选择学生的首要条件就是学生必须是充满好奇心之人。凡事有兴趣，万事皆文章。费孝通正好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为什么要到现场观察？因为“魔鬼在细节”“现场有神灵”。在事物现场有大量的迹象与细节，捕捉到那些关键细节才能找到通往真相之路。费孝通恰好是一个具有敏锐观察能力的人，只要他到达现场就会捕捉到那些把认识引导至真相的细节。在开弦弓村费孝通纪念馆里有一张1936年他本人拍摄的照片。这是一张费达生开办的工厂排水的照片。“圩”是太湖流域农田的特色。因为地势低洼，太湖周边特别是东岸农田、村庄需要建起围堰，然后不断向外排水以解决内涝。这种围起来的田地称为“圩”。现在开弦弓村还可以看到，村里的房前屋后的小块菜地都被高高堆起来，周围设沟以排水。这可以说是一种小型的圩。当年农人最苦的活计就是踏水车排水，一天到晚踏水车简直累死人。当年开弦弓村一共被分成了十一个圩，其中只有费达生的工厂所在的圩是用机械排水。工厂有一台燃煤锅炉提供动力的抽水机，费孝通拍下一张抽水机抽水的照片。那时，他发现开弦弓村只有这个圩里的村民有不少空闲时间，他们甚至有时间打牌赌博。费孝通进而意识到，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和人口众多造成的内卷可以通过发展工副业得以解决。他认定，农村发展工副业是解决人地矛盾的根本之道。
勇于发现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学界有句话说：“做学问先学做人。”费孝通学术生涯对此做出经典注解。在开弦弓村，睹物思人愈发使我意识到，费孝通之所以能够发现真理做出成绩，与他的人格、性格颇有关系。我甚至想，如果没有那份耿直与执著，费孝通也许做不出那么一番伟大的学术成就，至少他的学术影响力、现实影响力会打许多折扣。
通观费孝通一生，他是一个率真坦诚的人。实事求是、直面现实，不虚妄、不矫饰、不逢迎，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最基本的也是重要的素质与品格。费孝通正是这样做的，他有一说一、严谨细致、执著到有些固执。最先发现费孝通这种品质的是他的恩师、他的贵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在为费孝通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出版所作序中指出：来自积贫积弱、处于衰落之中的东方大国的费孝通有着强烈爱国情怀，“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而在他的书中“我们能够发现著书的道德品质，请允许我强调提出这一点。虽然这本书是一个中国人写给西方读者看的，文字中没有特殊的辩护或自宥的流露。相反倒是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指出：“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马林诺夫斯基非常赞赏他的这位弟子的高贵与正直。
马林诺夫斯基没有看错。后来费孝通起伏跌宕的一生以及他不懈耕耘学术都一再证明了，费孝通勇于探索真理，更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人格和正直品质。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提出人地矛盾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在当时是特立独行的。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危机与衰落的原因，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当时的主流观点是认为，主要问题是土地占有不均，在于社会的阶级分化与对立。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毛泽东主张发动阶级斗争，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当然，费孝通是赞同这些的，但是，费孝通也看到了更为深刻的症结还是在于生产力领域，而农村工业化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费孝通在《江村经济》最后一章“中国的土地问题”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应该说，指出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在于人地矛盾，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农村根本出路在于乡村工业化是正确的观点，但这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时间内并未被主流所认可。但费孝通始终坚守这一观点，还为此付出了代价，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957年3月，费孝通以既兴奋又轻松的笔触写下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直对费孝通颇为欣赏并很友好的毛泽东看到此文后，曾当面批评他说，你有什么意见就提出来，不必写这类文章。费孝通当场表示要像毛主席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样，深入农村和基层搞调查研究。是年4月末至5月中旬，费孝通回到了阔别二十一年的开弦弓村。他还带来了一个七八个人组成的调研小组，住在村里二十多天，认真细致地对开弦弓村的经济、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回到北京后，他写下了《重访江村》并于当月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
对于费孝通来说，重访开弦弓村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二十一年前的首访。费孝通再次来到开弦弓村还来不及体验一下故地重游的情愫，就立即被带入了现实的场景当中。《重访江村》开始部分记录下了他刚刚进村的一幕：见到乡亲们“拉着手不肯放。说什么好呢？问大家生活吧：‘日子过得可好？’许多老婆婆抢着回答：‘好是好了，就是粮食——’说到这里就有人插口了：‘刚见面就讲这个，改天再谈吧。’”粮食，这个主题词在重访江村第一时间便深深印入费孝通脑海。令费孝通疑惑的是，中国革命已经胜利，新中国已经建立，已经实行了土改，农村甚至已经实行了合作化，而在开弦弓村粮食怎么居然还成了问题？！
这次来村里小住，村里特意安排我到当年费孝通重访开弦弓村住过的周荣根老师家搭伙吃饭。在周家我们谈到了许多往事。当年费孝通一行可谓是废寝忘食地工作。现在的房子已不是当年的了，但在我们每日吃饭的圆桌旁有一张窄窄的老式条桌，那就是当年费孝通在周家时用过的。周老师说他父亲曾告诉他，费孝通还带来了一台手摇计算机，每天放在这个桌子上计算村里经济及村民收入的各种数据。
重访开弦弓村，费孝通的主要发现是：解放后实行土改和实行了合作化，稻米产量比二十一年前有了很大增加，但开弦弓村人均收入并没有增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不如二十一年前；稻米产量增加了，但村民们甚至吃不饱，农村的贫困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农民生活水平没有实质性提高。重访开弦弓村看到的现实情况，证实了费孝通的博士论文里提出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为此感到一丝高兴，而是被深深触动和震撼了。
耿直的费孝通本着真正学者的道德操守，把重访江村的调研发现如实写出并公开发表了。他当时也明白这些观点可能有些“刺耳”。为此，在《重访江村》的开头，他做了好多铺垫，预设了前提，试图为其观点提供某种保护。那夜，我坐在驻村教授工作室里翻看《重访江村》这一段时，不禁哑然失笑。费教授的小心思好可爱。
《重访江村》刚一发表，很快从北京来了一个调研组进驻开弦弓村，其中一部分人还住在费孝通住过的周家，他们对费孝通来了个反调查，意在证明费孝通反映假情况，欺罔视听。费孝通顿感大事不妙但为时已晚，是年9月，费孝通开始了一生中最为艰辛的蹉跎岁月。
从1936年到1957年，从1957年到1978年，都是二十一年。可以说，这两个二十一年是费孝通一生及学术生涯的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二十一年里，费孝通提出了平生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并被证实。第二个二十一年是费孝通沉默隐忍的二十一年，与此同时，我们也走了弯路，吃了大亏。惨痛的教训让中国人民在眼泪中明白了是与非，这其中也包括费孝通告诉过大家的真理。而在那二十一年的艰辛岁月里，费孝通用他的沉默与隐忍坚持着他的观点。二十一年后他的坚守为真理增添了光辉，他的忍辱负重增强了真理的说服力。
作为政治学者，对于费孝通我还有个看法。在我看来，费孝通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一是关于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学说；二是关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如果非要从所谓学科上划分，费孝通这两大学说，前者属于社会学，而后者则应该属于政治学。但费孝通一概被称为社会学家，我想这与费孝通在英国学习时的专业和后来工作所属的学科范围以及他的门生弟子大多是社会学专业出身有关。但我本人认为，费孝通对中国政治学以及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贡献远远超越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层面以及社会学的学术范围。
姚富坤
费孝通的成就与成功并非仅仅依靠一己之力。费孝通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种学术风格和研究范式，对当代中国社会学起到了奠基作用。但这种作用应该说费孝通有一半功劳，中国社会科学界、社会学界的共同努力是另一半。前人的奠基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传承赋予的，没有传承和发扬，前人的价值就会慢慢消磨乃至消失。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奠基了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成就了费大师。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国际政治要补课。由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这四个学科得以恢复或重建。四十多年过去了，这四大“补习生”补课补得怎么样？在我看来，社会学的重建和恢复发展是非常成功和出色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成功之处在于，在前人开拓基础上，在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根基上，形成了中国社会学大大小小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是学术生产的土壤和工厂。正是这些学术共同体把中国社会学推上了专业化水平，使中国社会学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概念体系和方法体系的学科。
在中国社会学界无数学人中有一位相当特殊，这就是被称为“农民社会学家”的姚富坤。我见到姚富坤是四年前第一次到访开弦弓村的时候。2017年春天，我们徒步考察京杭大运河，在苏州我们停留了三天。这三天里我们特意访问了两个有特殊意义的村庄——江阴华西村和吴江开弦弓村。在费孝通纪念馆我见到了十分消瘦、人称姚老师的姚富坤。那次接触时间不长，但我感受到这位姚老师不仅十分了解费孝通的学术，而这些在书本大部分能了解到，他更知道许多费孝通文章著述背后的东西，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五次来开弦弓村，我确定的第一个访谈对象就是姚富坤。在村中逗留的三天里，我俩谈话不少于十小时。姚富坤是本村人，他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庙港镇当过镇长。1975年，姚富坤在村里担任农业技术员一直到现在。自1981年费孝通“三访江村”开始，姚富坤参加了历次接待工作，他记录下了费孝通来开弦弓村的全部访问活动。自那时起，他向费孝通学习，同时刻苦自学了大量社会学知识。姚富坤是一位费孝通学术及乡村研究的传承者，多年来他在学习研究费孝通以及社会学、经济学知识的基础上，继续了费孝通对开弦弓村以及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及工业化的研究工作。2010年，姚富坤与人合作出版《江村变迁：江苏开弦弓村调查》，这部著作堪称《江村经济》的续篇。
住村几日里，通过交谈我感觉姚富坤确实十分了解费孝通，理解费孝通的学术，他甚至可以说是费孝通的一位忘年交。他向我谈起费孝通与他交往时说起的诸多往事，费孝通和他说过许多心里话。费孝通桃李满天下，倒不多姚富坤这么一个未进师门的学生。但姚富坤的价值或许又是费孝通的许多门生弟子所不及的。这就是他对于开发费孝通的精神文化价值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差序格局”“人地矛盾”这些学术思想体现了费孝通的科学价值。费孝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学术道路以及为此经历的坎坷磨难，则体现了他的精神价值。费孝通一生在很大程度上堪称近代以来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人生经历的一个缩影。费孝通的精神价值与其科学价值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开弦弓村的传奇是费孝通精神价值的载体。
我原来一直以为姚富坤是开弦弓村费孝通纪念馆的馆长，第一次见他就是在纪念馆内他宽大的办公室里。这次来他带我再一次参观纪念馆。那天我们来得早，纪念馆还没开门，他带我走到一个小侧门前，拿出钥匙打开门领我进去。进去后他熟练地开灯，打开各种设备，领我参观，为我讲解。这一切就像在自己家里。平时，姚富坤大部分时间都在纪念馆里，但在这里他却没有任何正式职务和岗位。
姚富坤领着我在纪念馆里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讲，渐渐地我感觉已经化入了开弦弓村过往历史当中，那些照片、展品似乎活了起来，我的思绪完全被拉入了几十年前的开弦弓村。而姚富坤似乎是在和费孝通对话、拉家常，似乎是在用费孝通的眼光看今天的世界，用费孝通的语气讲话。
在开弦弓村的几天里对我触动最大、引发我思考最多的，是费孝通的经历和他的精神，这些仅仅在费孝通的著作和文章中是不能完全感受和领悟到的。开弦弓村、费孝通纪念馆，复原了那近百年的风雨沧桑，带领后人走过前辈的心路。费孝通纪念馆不是为一个人树碑立传，它是一个时代的路图，它是一座精神的丰碑。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更了解和理解了姚富坤。
周会计
周会计叫周春燕，是开弦弓行政村唯一的会计，也是村委会委员。她是当年接待费孝通重访江村的周家的第四代。周会计是个“80后”，正好赶上改革开放，是中国农村工业化时代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
就像费孝通说的，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都与工业化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总体上是以中国工业化为背景的，是工业化时代的学问。费孝通学术的要点之一就是工业化对于中国农业社会的意义以及中国农村如何走工业化道路。今天，开弦弓村以及整个苏南地区已经实现了工业化。2017年，我们走读京杭大运河时得出一个观点，即中国城乡可以区分为工业化区域的城乡与未完成工业化区域的城乡，这就补充和发展了原来我们只知道中国有城乡差别的知识。在走运河的路上，我们竟然发现了中国南北工业化区域乡村与未完成工业化区域乡村的明显分界线，这条界线就在苏北淮安与扬州接壤的地方。
那天，我们从淮安启程沿京杭运河向宝应进发，宝应在扬州最北部，与淮安接壤。两地以运河支流上的一座桥闸——运西闸为界。运西闸南面那个村子叫“春光村”，一到春光村景象大变。一个月前，我们从天津静海区著名的九宣闸出发后，在华北大平原上的乡村行走了一千多里，这是以种植业为主的“18亿亩耕地红线”内的农村地带，我们路过数以百计的村庄。在这千里农村地带，村中无餐馆、镇上无旅馆，田野里鲜见设施农业，想投宿必须到县城。这说明这千里农村地带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很低，我们称其为“半自然经济地带”。春光村里景象与运西闸北面截然不同，我们看到了辞别九宣闸后在村庄里的第一家农家乐——大兵餐厅。这村子里居然还有连排的超市，超市里有了本地生产的品牌日用品和食品，我们终于看到了“绿茶”饮料而不是“缘茶”，看到了“康师傅”方便面而不是“康食府”……田野里景色也变了，到处是成片的设施农业。这里依然是农村，但这里是中国工业化区域的农村。
费孝通的学问是中国行将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学问，而今天可以告慰他的是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行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问，假如费孝通先生今天还健在，他会做什么样的学问呢？再访开弦弓村他会关注什么呢？我想，他首先会关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开弦弓村的治理问题，因为这是现在最显而易见的问题。费孝通做学问的方法是现场观察法，是从表象出发探求真相。这也是我们今天运用的方法。
作为政治学者，关注和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是我们的必修课。在当代中国四大政治制度中，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创制的新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农村群众自治，其主要形式便是村民委员会。这次村居，我自然也会顺便了解一下苏南村民自治以及乡村治理。周会计自然成了我的观察对象。
在农村，村两委，即党委会（党支部）和村委会，是整个国家社会治理的终端，即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相交的界面。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村之上的各个层级都是治理的决策和传导部门及其环节，整个治理体系的政策措施最终要靠村两委实施实行。好比一辆汽车，汽车有动力系统、方向系统、传动系统、制动系统以及安全系统等等，但汽车行驶最终是靠轮胎与路面作用，轮胎与路面相交摩擦是汽车运动的界面。在农村，社会治理是通过村两委实现的。按开弦弓村党委副书记谭玉根的话说就是：“我们是面对群众的。”是呀，所有的干部、公务员都有下级，唯有村两委没了下级，他们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最终的着力点。
开弦弓村村两委一共八个人。村党委会有：书记、副书记、纪检书记、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共五人。村委会有：村主任由党委书记兼任、副主任和两名村委会委员。周春燕是分管村会计工作的村委会委员，另一名村委委员分管农业。因为开弦弓村的特殊性，在村两委之外还有一个由七都镇派驻村里的管理机构“江村综合提升专班”。专班体制是近年来经济发达地区加强基层建设和治理的一种新机制。当前基层治理任务十分繁重，现有村两委实在无法顾全。为了加强村级组织和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一般由镇政府负责设立专班，派遣到村负责专门项目。专班与村两委的分工是：专班负责专项任务，村两委负责日常管理。
目前七都镇派驻开弦弓村的“江村综合提升专班”的任务是打造经济、社会、文旅全面发展的特色村庄。专班共有七人，他们单独办公，带有专项经费，颇有点“二村委”的味道。专班对于开弦弓村的整体村容村貌进行统一设计、包装、改造，在村里建立了俱乐部、图书室、小剧场以及其他一些公共设施。我所居住的驻村教授工作室就是专班建立和运营的，驻村期间学者的食宿费用由专班提供。
现在的开弦弓村是前些年合村并乡时以原来开弦弓村和其他三个自然村新组建的行政村。开弦弓自然村有421户，户籍人口1622人，开弦弓行政村有734户，户籍人口2841人。这四个自然村比较分散，最远的两个自然村相距三公里左右。
开弦弓村，在农牧渔业方面有水稻种植、水产养殖、特色农产品种（养）植、桑蚕养殖等等；在工业方面，村里有四家纺织厂；第三产业方面，有综合市场、旅游民宿以及房屋厂房租赁等等。经济发达加之人口密集，使开弦弓村的日常管理工作非常繁重。村两委一共八人，平均每人要管理355人。如今最令基层头疼的是来自上级单位下派的海量任务，任务重、头绪多，要求高、难度大，时间紧、督查严，搞得村干部每日从早到晚脚打后脑勺，疲于奔命，穷于应付。
村里734户2841人，农业、渔业、工业、商场各类经济活动活跃，加之村民家庭、个人的财务税收业务服务林林总总，反正就是周会计一人负责。在我印象里，周会计总是骑着一辆小电动车到处跑，一会儿在村委会、一会儿去工厂、一会儿去银行、一会儿跑村民家……一天到晚似乎很难站得住脚。我在她家搭伙，几天里没见她和大家一起吃顿安生饭。我问她，累不累、烦不烦？她说：“还好，书记、副书记更忙。只要周末能休息一下，陪陪孩子，就很知足了。”我真是很佩服小周的工作精神。我跟其他驻村干部开玩笑地说，小周是这村里的哪吒，那个小“电驴子”是她的“风火轮”。
其实，比起超负荷的工作，村干部们更受到待遇问题的困扰。这些年苏南经济发达地区公务员待遇有了很大改善，乡镇主要干部一年下来至少能拿二三十万，区一级主要干部能拿到四五十万。但是，真正处于管理界面上、每天要“面对群众”的村干部就差得远了。
我国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村级管理机构属于村民自治组织。因此，他们不算是公务员，也不是事业编，甚至不是政府聘用人员。那么，村两委干部算什么呢？在当地从待遇上来说，他们分别叫“定工干部”和“误工干部”。
以开弦弓村来说，村党委会书记夏志骁是下派干部属于事业编，而村两委其他七人目前都是定工干部。定工干部的薪酬待遇确定十分复杂，我问了几次才基本搞清楚。定工干部薪酬标准由镇里根据一套相当复杂的考核体系确定，而且是一村一策，一年一核。2021年，开弦弓村定工干部核定年薪酬基数是：8.3万。不同岗位村干部薪酬计算是基数乘一个系数，如村党委会书记的基数是1.35，副书记和其他村委是1.15。这样算下来，周会计每年从村里拿到薪酬一共95450元，谭副书记也是这个数。误工干部待遇就更低一些，其薪酬核定标准是定工干部的60%，其核定公式是：（1×1.35）×0.6。除此之外，即使村集体有钱也绝对不能给村干部发放任何额外报酬。这样算起来，开弦弓村村两委班子除书记外，每人每个月拿不到8000块钱！这要明显低于本村全劳力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按村干部自己的话说，这点钱不够养家。不要忘了他们可是一天忙到晚的全职干部呀！更不要忘了这里是苏南富庶之地呀！他们干点什么不能挣到更多？！
村干部薪酬背后蕴含着一个深层次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农村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治理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立之初，村委会确实是一个村民自治组织，其职能、责任、权利、义务等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本村具体情况自定义的。而当下，在农村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村两委实际上已经转变成为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其工作任务、职责范围、赋予资源以及薪酬待遇等都是由乡镇政府规定、下派和督促检查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的身份却没有任何变化，他们连政府雇员都不是，也不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他们在乡镇政府核发的薪酬之外没有“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障。这一现象在提醒人们，我国四大政治制度之一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因工作需要，长期以来我一直关注中国党政干部、公务员待遇问题。这次驻村我也在明里暗里观察，同几位村干部谈及过此事，也得到过一些回答。但是，坦白地讲，我并不认为我真正了解和理解这种现象以及干部们的行为，我权当他们是“志愿者”“发烧友”吧。
钱副镇长
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社会治理体系中，村庄是政府与社会接壤的界面，村两委是政府与社会的连接器。村两委，既不是“政府”，也不算“社会”。从政府角度看它是治理工具，在村民眼里它是政府代表。村两委背后是乡镇，乡镇党委、政府是中国五级政府体制中的末端，又是治理体系中的前沿。
与村两委相比，乡镇拥有决策权并握有一定资源。因此，乡镇可以说是乡村治理的发动机和指挥所。乡镇虽然权力不大、资源不多，但事情多，事难办。在公务员系统里，乡镇干部肯定是坐办公室最少的“行动派”，有点像警察中的刑警和交警。尽管权力小、资源少，但社会治理实际成效往往取决于乡镇这一级。在中国社会治理舞台上，乡镇干部出场最多，离“观众”最近，扮演着关键角色。
在七都镇干部中，我最熟悉的是副镇长钱锋。我第一次和他认识不是在苏州而是在上海。2021年9月的一天，钱副镇长带着几个人来上海找我，谈开弦弓村的综合提升问题。而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自然帮不上忙，但他们这种不耻下问的敬业精神着实令我感动。那天一见面，钱锋就拿出七都镇地图摊在桌上，就着地图讲七都。我历来主张“脚底板做学问”，常年做田野调查，自然离不开地图，未到一地先看地图。钱锋看图说事儿，让我顿生好感。盛情难却，当月我就第四次走访开弦弓村。
开始和钱副镇长交往，我有许多疑惑。他个子高高的，人很干练、帅气。看相貌、听口音，他肯定不是本地人。他的谈吐透露出见多识广，其观念和话语更像是在大城市知识分子圈里的人。从工作能力、作风看，他也不像地道的基层干部，至少应该在大机关里工作过。随着交往加深，我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
钱副镇长是科班出身的警察。他本科考入沈阳刑警学院。在校期间，被送到英国大学联合培养。他进入了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奥斯特大学。作为一名警察专业的学生，贝尔法斯特可真是个好地方。他在奥斯特大学拿下了比较刑事司法专业本科文凭，后转到伦敦布鲁内尔大学获得了国际法专业的硕士学位。回国后，他通过公务员考试考回了母亲家乡的苏州市公安局，被分配到派出所“办案队”。2014年，因工作需要被借调到苏州市编制办协助工作，期间又被借调到北京中组部的中央编办。他的父母在北京的公安部工作，本来也可以想办法留在父母身边工作，可他觉得北京并不适合他，还是回了苏州。回到苏州正好赶上2018年大部制改革，他被提拔为苏州编办体改处副处长。在旁人看来，年纪轻轻的就成了市政府机关的副处级干部是令人羡慕的。但是，钱锋并不想沿着科层制体系中晋升阶梯一步一步往上走。相反，他要求下基层挂职锻炼，2020年初，他来到七都镇挂职副镇长，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和这个岗位，干脆就转为留任。
钱锋这样的履历和经历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惊讶，他和那些通常在党政机关见到的谨慎精明的年轻人相比，至少在志趣上大相径庭。我原以为钱锋这样的年轻人是干部队伍里的奇葩，但在开弦弓村，特别是江村综合提升专班里，我发现在钱锋周围有一群和他志趣相投的年轻干部。这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想了解他们。
在交谈和观察中，我渐渐地对这个年轻群体有了一些感觉，慢慢地似乎也解开了心中的一些疑惑。在传统意义上，追求进步、积极向上是好青年的标准。对于公务员来说，那就是谦虚谨慎，努力工作，不断进步。公务员“进步”台阶就是职级，科级、处级、厅局级、部级……逐级向上。但“钱锋们”似乎不持这样的观念。那天和一位家境不错的女干部聊天，她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在她看来，如果把更高职级当作目标，工作就成了手段，久而久之工作本身就会失去意义，沿着科层阶梯一步步向上会成为重点。但“进步”的终点在哪里呢？现实点看，对基层干部而言实际上是没有“终点”的。她的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一句歌词：“一路上的好景色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还照样推碾子拉磨……”我觉得我有点明白了，他们是不甘心在科层制阶梯上“内卷”一生。他们是想“活出一个自己的人生”，他们并不想栖息于职位、地位光环之下，而想自己发光、自带光芒。
来到基层，来到村里，脸贴到地上，脚踩进土里，没了“面子”，没了虚妄，剩下的也许就是事情和事业。山重水复之处，才是事业生发之地。至少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也许只有这里才是属于他们的天地。这也让我联想到一直在思考的“后现代”问题。
什么是“后现代”？工业化带来了物质财富丰裕，渐渐地去除人的“物化”。一场以追求个性化高峰体验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观革命悄然来到，以物质与财富定义和标识的传统价值渐渐消解，代之以个性化高峰体验为追求和志趣的价值观。“你吃了吗？”“你发了吗？”“你升了吗？”，正在被“你玩了吗？”“你跑了吗？”“你开心吗？”所取代。这或许就是“后现代”，这或许就是支撑“钱锋们”在江村、在七都镇终日奔波、自得其乐的精神动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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