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

1.推荐理由

  《蛙》是中国当代作家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书信、四部长篇叙事和一部九幕话剧组成，首次出版于2009年12月。

  《蛙》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并结合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世界。 

  2011年，《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书籍介绍

  《蛙》这部小说的叙事缘起是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到“我”（蝌蚪）的故乡与当地文学爱好者畅谈文学。在结识了“我”的姑姑之后，杉谷义人鼓励当地文学爱好者以姑姑为素材写出感人的作品。受杉谷义人启发，“我”决定向法国作家萨特看齐，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创作一部话剧。“我”遵照杉谷义人的嘱咐，先以书信的方式把姑姑的故事写给杉谷义人。

  “我”的故乡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的某个部位或器官起名字，孩子长大后有的会改换雅一点的名字，但也有的不改。姑姑的名字叫万心，她父亲，即“我”的大爷爷是胶东军区八路军地下医院的医生、革命烈士。姑姑因为她父亲的关系，曾和她的祖母、母亲被驻扎在当地的日军司令关押在大牢里。新中国成立后，姑姑继承父业，经过新法接生培训，成为乡里的一名医生。姑姑是天才的妇产科医生，凡是见过她接生或是被她接生过的女人，都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的手只要在孕妇肚皮上一摸，就会让孕妇感受到一种力量，并对她产生信心。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姑姑接生过上万个孩子。姑姑用新法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是陈鼻；“我”是姑姑接生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先出来一条，被姑姑拽着腿，像拔萝卜一样拔了出来。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姑姑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地跑遍了高密东北乡十八个村庄的街道和胡同，接生了1600多名婴儿；并且在接生第1000个婴儿的日子，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年轻时的姑姑谈过一个对象，是一个空军飞行员，一家人曾为此自豪无比。但后来这个空军飞行员驾机叛逃到了台湾，曾经风光一时的姑姑深受打击，并因此差点自杀。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刚刚经历过三年大饥饿的农村出现生育高潮，姑姑也忙碌起来，并成为高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妇婴名医。从1965年开始，急剧增长的人口导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当上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的姑姑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在全公社掀起轰轰烈烈的“男扎”行动。一些村民对政策不理解，到处闹事。一个叫王脚的被“男扎”后，说自己的神经被捅坏了；一个叫肖上唇的说自己的性功能被破坏了。“文革”开始后，姑姑被当成“牛鬼蛇神”，受到批斗。有一次批斗大会在滞洪区的冰面上举行。倔强的姑姑因为不驯服，被打趴在批斗台上，一个纠察队员还用一只脚踩住她的背。在批斗县委书记的时候，姑姑被拖起来与县委书记并排站着，脖子上还被女红卫兵挂了一只破鞋子。但姑姑昂着头，不肯屈服。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迎来了计划生育的第二个高潮，发生在姑姑身上的故事也更加多姿多彩，有感人肺腑的，有惊心动魄的，也有让人感慨万千的。一次为了动员一个生过三个女儿、怀了第四胎的女人去卫生院做人工流产，她被那个女人的丈夫打得头破血流；而那个女人则因为大出血而失去生命。

  在部队立了三等功的“我”喜欢上了长着两条仙鹤般长腿的王仁美。举行婚礼的那天大雨倾盆，但王仁美一直嘻嘻哈哈的，表现出让人怜爱的性格。已经当上县政协常委的姑姑来参加婚礼，王仁美向姑姑要能生双胞胎的灵丹妙药，受到姑姑的严厉批评。姑姑不仅教育王仁美，告诉她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而且提醒“我”：“你是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两年后，“我”的女儿出生，但不甘心只生一胎的王仁美后来又怀上了。“我”从部队赶回来，发现王仁美之所以又怀上了，是因为她偷偷地找曾是“我”小学同学的袁腮把原来戴着的避孕环给取掉了。王仁美为了逃避做流产，藏在了自己的娘家。姑姑带着阵容庞大的计划生育工作队开进村里。“我”的岳母骂姑姑是妖魔，村里不理解姑姑行为的人骂姑姑是土匪。但姑姑为了计划生育，还是想法把王仁美逼了出来。“我”所在部队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也来到“我”所在的村，和姑姑一起劝说王仁美理解国家政策。深明大义的王仁美爽快地同意接受流产手术，却不幸因为大出血死在了手术台上；姑姑也因此被“我”的岳母用剪刀刺在大腿上，但姑姑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

  当时，随着国家市场经济搞活，“我”的小学同学陈鼻成了村里有名的万元户；他的老婆，小侏儒王胆怀了第二胎。王胆一直躲藏着，直到临产的时候，乘着一张竹筏想逃到外地去生下腹中的胎儿。在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追逐后，姑姑的计划生育队在河上追上了逃跑的王胆。王胆羊水破裂，姑姑在竹筏上给她接生了一个女婴，但王胆却不幸死去。

  王仁美不幸死后，姑姑做媒，我娶了姑姑的助手小狮子，但没再生育。岁月匆匆，时光荏苒。经过二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国家终于控制住了人口暴增的局面。“我”和小狮子也退休回到了故乡。这时的故乡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走向城市化的巨变，高密东北乡胶河两岸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大开发：花园、大小超市、盲人按摩院、美容院、商场、农贸市场、中美合资妇婴医院等等大城市有的东西，在这里也都涌现出来。“我”的小学同学袁腮开办了牛蛙养殖场；王胆的哥哥王肝成了泥塑艺人秦河的助手；姑姑也嫁给了另一老实巴交的泥塑艺人郝大手。王肝送给我一套《高密东北乡奇人系列》DVD。通过这张DVD，“我”了解了姑姑之所以嫁给郝大手的原因。在姑姑被宣布退休的那天晚上，姑姑喝醉了，她摇摇晃晃地往回走，结果走到了一片洼地。在月光下，蛤蟆、青蛙呱呱地叫着。姑姑想逃离那些蛙叫声，但蛙声追逐着她；她一边嚎叫一边奔跑，最后遇上了郝大手。

  退休之后，姑姑对生命，尤其是对婴儿和胎儿生命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晚年的姑姑对生命生发出了中国传统母亲式的大悲悯，并且表现出一个乡村医生对神秘生命的沉重思考。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形象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通过丈夫的手，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但与此同时，姑姑也用她那双善于接生的手参与着各种各样的接生。

  在发生了巨变的故乡，“我”在一家名为“堂吉诃德”的餐馆遇到了落魄潦倒的陈鼻。当年英俊的陈鼻，此时头顶光秃，衣着古怪，装扮成了塞万提斯笔下的愁容骑士堂吉诃德，拿着话剧演员的腔调，在餐馆里招徕客人；但是因为有酒瘾和烟瘾，还带着一条寸步不离的癞皮狗，所以并不讨人喜欢。陈鼻的两个性情高洁的女儿——陈耳和陈眉——曾是高密东北乡最美丽的姐妹花，她们到南方一家毛绒玩具厂打工，结果在一场震惊全国的大火中，陈耳被烧成焦炭，陈眉烧毁了面容。种种变故使陈鼻变得有些疯疯癫癫，甚至想带着他的狗扑倒车轮下面寻死。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突飞猛进，一些超生的方式也“与时俱进”，越来越令人惊叹。在高密东北乡，袁腮以牛蛙养殖公司为幌子，组织了一批“代孕女”为那些想要生男孩的人代孕。年逾五旬的小狮子耍花招把“我”的精液注入一个“代孕女”体内，并使其怀孕；而这个“代孕女”就是王胆在竹筏上给陈鼻生下了那个女儿，在南方那家毛绒玩具厂烧毁面容的陈眉。“我”一下子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纠结中：五十五岁的“我”，糊里糊涂又要做父亲了；更何况，“我”和陈眉，这简直是乱伦啊；“我”想找出办法让怀孕数月的陈眉做药物引产，但“我”年轻时曾因此断送了妻子王仁美的性命，这是“我”心中最痛的地方，是“我”永难赎还的罪过。在跟一位老同学倾诉了这一切，并听了那位老同学的一番劝解后，“我”在心理上慢慢接受了现实；“我”甚至把陈眉所怀的孩子想象成王仁美曾经怀的那个在手术台上夭折婴儿的投胎转世，并以老来得子的喜悦迎来了儿子的诞生。

  在叙述从20世纪50年代到当下这些故事的过程中，作为小有名气剧作家的“我”，也为自己以姑姑一生为素材创作的话剧找到了灵感。当下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和“我”要创作的剧本中的故事纠缠在一起，使“我”已经分不清剧本中哪些是纪实，哪里些虚构。而且在与杉谷义人的通信交往中，“我”内心中的赎罪心理也日渐加重，“我”甚至把写作当成了一种赎罪的方式。在寄给杉谷义人的剧本中，“我”把前面的叙述延伸到了如梦如幻的话剧舞台上。这是一部具有荒诞色彩的，融合了诙谐、戏谑、调侃、反讽、嬉闹、灵魂独白、戏中戏等文体风格的话剧。在剧本中，生下孩子的陈眉因为孩子被抱走而精神失常，到处寻找自己的孩子，甚至闯进公安派出所去诉冤。“我”一家子给代孕生的孩子“金娃”办满月宴席时，陈眉闯进来抢走“金娃”，跑进一个以民国时期县衙大堂为背景的电视戏剧片拍摄现场。经过“县长”一番颇具讽刺意味的断案后，“金娃”回到了小狮子的怀抱。在话剧的最后一幕，姑姑展开了内心的剖白：她经常回想起那些因计划生育而死去的女人和她接生过的孩子。

3.书籍目录

  第一部 书信+长篇叙事

  第二部 书信+长篇叙事

  第三部 书信+长篇叙事

  第四部 书信+长篇叙事

  第五部 书信+九幕话剧

  代后记 听取蛙声一片

4.主要人物

  姑姑（万心）

  姑姑的父亲是一名老军医，姑姑从小性格十分刚烈，即使不幸受到日本人的控制，她也从未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软弱和惧怕。专区卫校毕业后则继承父业，在当地做起了一名乡村妇产医生，她学习过专业知识，坚信科学接生的她，十分反对传统接生婆的做法，并表现出不屑和蔑视，甚至与自己十分厌恶的接生婆打架。她在当地推行运用科学的方法接生，逐渐取代了传统接生在乡村妇女们心中的地位。伴随一个又一个婴儿的成功出生，她被当地的村民们亲切地称为“送子娘娘”。这也为后来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姑姑个人形象的转变做了铺垫。姑姑待人十分谦和善良，为了救人，她可以冒着大雨走山路去接生，即便是家中的母牛难产，她也要竭尽全力地救治。年轻时期的姑姑如此优秀，不仅是老军医的后代，同时也是一名党员，这让许多追求者望而却步，直到姑姑遇到了飞行员王小倜，才让她的心中对爱情和家庭有了希望，但是后来王小倜开飞机叛逃，姑姑美好的幻想和爱情一起破灭，这是姑姑性格开始产生变化的起点。即便后来姑姑仍然遇到了很多条件良好的追求者，但这一次情窦初开的相遇仍然是她难以释怀的心病。

  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姑姑始终对国家政策十分遵从，姑姑成了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同时兼任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负责领导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她的使命和责任从原本的迎接新生命转变为严格执行计划生育，长期为计划生育事业而奋斗。但是由于传统观念与计划生育政策完全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偷生、抢生、超生的问题普遍存在，姑姑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从此她的生活中不仅有新生儿的哭声，还有乡村妇女的谩骂声。她为了坚定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和张拳一家闹到撕破脸，最后张拳的老婆在河中溺毙，落得一尸两命。不仅仅是对待外人，即使是自己侄媳妇，也没有手下留情，王仁美最初无法接受流产，最后只能接受安排，但不幸的是大出血死在了手术床上。这一时期的姑姑对计划生育的执行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状态，在她知道王胆怀孕后，则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王胆进行追捕，最后王胆在路上早产，孩子也在逃跑的路上不幸夭折。姑姑不再是原本善良、感恩的人，尽管仍然性子刚烈、泼辣，但逐渐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成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傀儡。

  姑姑是一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认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国家的头等要事，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她不顾个人安危，更不惧怕做恶人，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来控制超生问题。在中国传统的生育观念中，十分崇尚人丁兴旺、多子多福，特别是在这一时代实施计划生育，无疑会让姑姑落入万丈深渊。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姑姑为了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为2000多名孕妇实施堕胎手术，甚至发生了三起命案。姑姑曾说自己是一手芬芳，一手腥臭，芬芳来源于她曾经为几千名产妇接生，挽救了难产妇女母子的性命，腥臭则是她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亲手结束了2000多名胎儿的性命。晚年的姑姑始终认为自己罪不可恕，对自己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做法感到十分后悔，内心充满罪恶感，最后导致她时常神智失常。为了能够弥补和忏悔自己心中的罪恶感，姑姑嫁给了泥塑大师，并且和丈夫一起通过捏泥娃娃的方式来赎罪，但这种方法无疑是苍白的，并没有让她罪恶的内心得到一丝好转。 

  蝌蚪（万足）

  蝌蚪就是小说叙述人“我”，为小说第二重要人物，剧作家，蝌蚪是他的笔名。原名万足，隐喻终其一生极力满足个人欲望。乳名小跑，是姑姑接生的第二个婴儿。中学期间曾训练跑步想成为运动员，大学毕业之后参军立功被提拔成正排职军官。当兵时忠于国家，忠于党。第一任妻子因人流手术死在手术台上。退伍回家从事文学创作，迟迟没有作品交出。之后在姑姑的介绍下与姑姑的助理，自己同学王肝爱慕多年的对象——太多的小狮子结婚。或许因为小狮子与姑姑在一起扼杀了太多的婴儿，二人一直没有孩子，等到二人回乡已年近花甲时，竟然有了孩子。当然这是科技发达的妙处。小狮子由于太过于想要孩子，由于使用代孕的方式，让万足的同学陈鼻的女儿陈眉——这个当年从姑姑的魔手下逃离出来的孩子，但后来经历一场大火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人代孕。在万足知道这一消息后先感到耻辱，后来在儿时好友李手的劝说下，释然接受并为之欣喜，年近花甲，竟老来得子。

  从“我”的人生观的变化，能反映出不同时代的人生价值观。“我”的笔名“蝌蚪”，也就是青蛙发生变态反应之前的那个状态。“我”虽然没有参与那些变态的工作，但“我”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面对那样一个“残酷无情”的社会环境时，却没有拿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去劝止与抗争，而是默默地忍受，甚至消极地接受了那个没有天理“制度”，并且间接地成为了那些变态的人们的“帮凶”。这也更体现出了在一个强权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懦弱与卑微。“姑姑”强迫“我”的妻子王仁美引产，“我”为了自己的“前途”，不但没有反抗，而且还多方劝说妻子配合“姑姑”，最后造成自己的妻子死亡。妻子死亡后，“我”不但对那些人格变态的人没有产生仇恨的情绪，而且还在“姑姑”的劝说下，与崇拜“姑姑”的计生人员小狮子结婚，虽然受到了很多人的白眼，但“我”还是无视“世俗的眼光”，把自己的人格隐藏了起来，去顺应那个时代的潮流。 

  在小说中，“蝌蚪”即是叙述者“我”，自然对于自己，并不会着墨太多，但是读者可以从他与自己身边人的相处中发现，他是一个有着传统思想、极度自我、虚伪懦弱的知识者。首先，他身上有着传统男性所带有的劣根性，潜意识里仍旧带有很深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从他的两任妻子身上，读者可以看到他有着男尊女卑的印记，时刻保持自己的男性主体的尊严地位；其次，他又是一个极度自我、追名逐利之人，不管是娶妻还是生子，他担心的始终是自己；最后，在他追名逐利之下的内心，是其虚伪懦弱的本性。不管是二婚娶小狮子，还是两次怀孕生子，他都是“被迫”接受事实，用“顺水推舟”来麻痹自己的内心，被姑姑、王仁美小狮子等周围人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己的主见，蝌蚪两次婚姻带来的家庭与个人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蝌蚪自身懦弱本性造成的。 

  王仁美

  王仁美是蝌蚪的第一任妻子，蝌蚪是军官，王仁美按照规定必须8年之后才能生第二胎，但因为王仁美第一胎生的是女儿，她自己不满意，想要一个儿子，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让袁腮帮她用铁钩取出了节育环而再次怀孕，在被发现后东躲西藏，最后丢了自己的生命。王仁美作为一个女人，没有认识到什么才是自己的价值，要怎样才能真正获得和男人平等的社会地位，不但没有努力地去反抗男权社会强加于自身的不平等，相反还主动让自己沦为生殖工具。 

  小狮子

  小狮子是蝌蚪的第二任妻子，曾经是姑姑的助手，一方面是杀人的帮凶，一方面也是受害者。她没有孩子，做梦都想有个孩子，看着中美合资医院的婴儿广告发呆，看着别人的孩子就想抱。这样一个五十几岁的失去了生育能力的女人，却向外界发布神话，说自己怀孕了。她偷了蝌蚪的精子，去向陈眉借腹，后来真的给蝌蚪生了个儿子。可当陈眉从她的怀里抢去孩子的时候，她又利用中美合资医院的保安，将孩子抢了回来，并逼疯了她。 

  黄秋雅

  黄秋雅是一个尖酸刻薄，皮肤像青蛙肚皮一样白的中年女人。名牌医学院毕业，千金小姐，右派，，医术高明，与姑姑。她捕风捉影的说说姑姑是特务，被姑姑打得嘴巴出血，满地找眼镜。她虽出身成分不好，是个右派，但是是名牌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后被贬到公社卫生院做妇产科医生。她医术精湛，且有近乎完美的职业素质，但在作者的笔下却是一副可怜可鄙的样子。她与姑姑曾有过节，但后来还是与姑姑和好了。 

  陈眉

  陈眉是陈鼻和王胆的女儿。陈鼻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是当地有名的万元户，日子过得相当好。妻子王胆贤淑善良，生了个女儿陈耳，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可是，就在他们计划生二胎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为了偷生二胎，王胆死了。可生下的孩子依然还是女孩，名叫陈眉。陈眉应该算是一个幸运儿，她没有像其他未出生的孩子一样被杀死在子宫里，而是侥幸出了“命门”，成为社会一员。可是，其生日也就是母亲的祭日。王胆为她而死。可这种幸运却又隐藏着大不幸，她被重男轻女的父亲抛弃，被姐姐抚养长大，与姐姐相依为命。姐妹俩容貌清丽，且志向不凡，若是名门闺秀，一定会是佳丽名媛。可是，她们因为母亲的死，父亲的沉沦而成为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员。陈耳与陈眉一起去广东打工，又因为一场火灾，姐姐被烧死，自己毁了容。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突然变成了富人的天堂，有钱人趁此开始以各种方式生育孩子。袁腮就是在此形势之下，以牛蛙养殖公司为幌子，实际上办了一家代孕公司。陈眉为了给父亲筹集看病的医药费，只好出卖自己的子宫，为“我”和小狮子代孕，资金为十万元。然而她既没有拿到应得的酬劳，孩子一出生也就被别人强行抱走了。她原本是打算生完孩子，拿到钱救了父亲，自己一死了之，但孩子的出生却激发出她无限的母性。用小说中陈眉自己的话说：“自从我怀孕之后，自从我感觉到那个小生命在我肚子里跳动之后我就不想死了。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丑陋的茧，有一个美丽的生命在里边孕育，等他破茧而出，我就成了空壳。”他向医院要孩子，医院说孩子死了；她向政府部门要孩子，政府部门却因没有证据而帮不了她。最后她疯了。 

  肖下唇

  肖下唇曾在农业中学代课教语文，后来因为参加高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并被留在了国务院的某个要害机构。后来政策好了，他也下了海，利用自己的人脉以及做官时贪腐的钱财，办了这家中美合资家宝妇婴医院，专门给有钱人生二胎进行暗箱操作。他给医院的大门口，竖起高大的广告牌，上面是一百个婴儿各种表情的照片，以此来吸引那些想要孩子而没孩子，要生儿子却没儿子的人。一方面他与牛蛙养殖公司沆瀣一气，私下里干着非法接生的勾当，一方面又与牛蛙养殖公司的前台小姐暗通款曲，表面正人君子，私下里男盗女娼。

5.书籍品鉴

  主题思想

  计划生育

  《蛙》选取的角度是残酷的计划生育制度，描写的主要内容是民间与政府的生育与反生育的斗争，这也一度成为当时主要的社会问题。当人口的恐惧渐渐消逝，站在新的历史纪元，回过头来再看这场轰轰烈烈的生殖斗争运动，人们看到的也许不全是历史功绩，还有那些被合法化的暴力。

  莫言说：“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这句话，莫言在不同的场合接受不同的访谈时都一再提到，因此可以看成他写作的根本动因，也即莫言小说想要描述和揭示的，是其“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粗浅的理解，就是写作对象在某个层面上真正进入莫言的精神世界，并且深深地使他感到挥之不去的痛苦，不写出来无以疏解这种精神之痛。具体到《蛙》这篇小说，是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社会底层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深深地震撼到莫言。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人的痛苦，也与莫言自己的家族息息相关。这种感觉进行写作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抨击某项政策，而是通过写作的过程，剖析人性并实现自我救赎。 

  政治呈现

  《蛙》不但延续了莫言一贯以来的精神姿态，而且更进一步，选取了一直在现实中存在并刚刚成为历史的计划生育题材，这一题材本身就带有政治性色彩，而且无疑是个相当政治敏锐性的话题。莫言曾回答过如何处理这些带有“敏感色彩”的话题，他说：“事件尽管敏感，但是我没有把再现事件作为我的目的，因为这个事件矛盾越尖锐，对抗越激烈，越是复杂、越是敏感，人性表现得越是充分。在这样的事件、环境里，就是对这个人物一种灵魂的考验，或者我设置了一个人类灵魂的实验室，用这种特殊的事件、特殊的环境设置了这么一个实验室，把我的人物放进去考验他，然后看看他的内心，看看他的灵魂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段话再次回应了莫言曾说作家应该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的观点，也即，《蛙》的写作目的并非探讨、评价计划生育这一政策的是非对错以及施行这一过程中的残忍血腥，而是要把由这项政策而引发的所有事件和过程，作为一个精神事件和背景，来表现其对中国社会和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 

  艺术特色

  群体形象

  《蛙》中存在许多具有渲染氛围、推动情节发展等工具性作用的群体形象，比如农田里喷洒农药的妇女们、街道上高声喊叫的人群等，他们出现得恰到好处，有些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由此说明《蛙》中的群体形象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即便是一笔带过的群体亦有其存在的价值。“群体”作为一种艺术形象，其运用的成功离不开莫言的民间立场，既没有刻意回避民间群体本身具有的狂热性、非理智等特征，又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教化民众，因此《蛙》中的各种群体形象才能表现出“泥沙俱下”式的生动，赋予了莫言直面自身、袒露内心的力量，拨开了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的遮蔽的迷雾，并以现代性的思想认同民间社会中所蕴含的那种自由、个性、生命的风骨，展示了民间“藏污纳垢”的文化形态。 

  隐喻艺术

  在《蛙》中，虽然也有不少魔幻的成分，但莫言却一改前风，将现实主义的呈现风格摆布得绵密平实，隐喻的元素呈现了出来。“蛙”“娲”同音，本身就是一重隐喻。原始时代，人类搞不清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于是从蛙卵中想象出自己的身世。“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想象而来的。蛙的卵在水中，一嘟噜一串串，繁殖旺盛。而那个生产力极度低下的社会，人的生命存活和成长，都极其困难。于是，人类便把蛙当成是自己最早的图腾崇拜对象。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它动物不断地走进图腾的崇拜圈中，如鼠、虎、蛇、鱼等，而蛙却逐渐淡出了人类的图腾之列。但我们仍然能从一些遗留下来的原始神话中，看到它的身影。同时，在一些剪纸、面塑、刺绣等民间艺术中，也有大量的蛙形图案。而有关月亮传说的蟾蜍，以及马王堆出土的T形帛画所呈现的蛙的造型，都足以说明，它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举足轻重。“蛙”是生命、繁殖的隐喻，是人类长河中不断延续香火的象征。 

  魔幻色彩

  《蛙》总共有五个部分。每一部分的开头，莫言都预设了一个固定的理想的倾听者（杉谷义人），并以书信体的形式展开故事情节的叙述。文本的前四个部分，莫言用一种片段的结构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初期三个不同阶段的故事，并以我“姑姑”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将其串接起来。莫言刻意地打破计划生育发展史的连续性，从而呈现出一种结构上的跳跃。最后一部分则是文本的叙述者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屡次提及的那个话剧剧本，《蛙》的叙述视角也由个人独白转化为多人讲述，众多的人物形象具有了自己的话语，形成了一种众声喧哗式的复调，这是莫言在叙述角度上的开拓。文中还这样写道：“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件，与我剧本中的故事纠结在一起，使我写作时，有时候分不清自己是在如实记录还是在虚构创新。”“这个剧本，应该是我姑姑故事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剧本中的故事有的尽管没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但在我的内心里发生了。因此，我认为它是真实的。”显而易见，莫言试图借助这个九幕话剧来消解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特殊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娓娓道来的叙述情节，从文中的前四个部分读者可以明显地察觉出故事发生的真实性。同样又是因为文本采用了一种片段化的叙述，在客观上造成了故事情节的间断性。读者在这种双重的阅读感觉下，自觉地产生了对莫言在叙述中所形成的空白的求知欲。莫言用一种微妙模糊的叙述语气来迎合读者的求知欲，使读者在这个真真假假、如真似梦的文学世界里越陷越深。这种反传统的叙事策略把真实与想象，现实与虚构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使整部作品笼上一层魔幻色彩。 

  象征手法

  在《蛙》中，最主要的象征是“蛙”和“人名”。按照小说中的解释，“蛙”与“娃”“娲”同音，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女娲造人是多子的象征，“蛙”是高密东北乡的图腾。青蛙的“蛙”，娃娃的“娃”，孩子哇哇大哭的“哇”，女娲的“娲”，四种理解在文本中来回流转。所以总地来讲，《蛙》的命名就体现为“娃”生命，这就与小说中的计划生育、人口运动联系起来了，进而表现出莫言的生命意识和人文关怀。再者是“人名”的象征，“我们那个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这些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的名字都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在众多的“人名”中，又尤以文本的独白者“蝌蚪”最为特殊。“蝌蚪”是青蛙的最初形态，也类与人类繁衍后代的原始状态相似，“蝌蚪”和人的生育、生长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青蛙”是高密东北乡的图腾，经常出现在年画和各类雕塑艺术品中，在人们的潜意识里，“青蛙”就是多子多福的的象征。与此同时，无论是接生“娃”，还是向“娃”赎罪忏悔，“姑姑”这一人物形象也始终与“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蛙”也好，“人名”也罢，所有的这些象征都指向一个源头：“母亲”。无论是“青蛙”还是“蝌蚪”，亦或是人们的各项器官，这些都是母亲赐予的。“母亲”是莫言文学创作的三大主题（大地、母亲、人性）之一，莫言运用象征暗示性的写作手法再一次凸显了其文学创作的生命意识。 

  感觉性描写

  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与他独特而敏锐的感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带有感觉意识的描写。“它们坚硬的嘴巴在啄着她的肌肤，它们似乎长着尖利指甲的爪子在抓着她的肌肤，它们蹦到了她的背上……它们那冰凉粘腻的皮肤与自己肌肤接触时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恶心。”“千万只青蛙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叫着，跳着，碰撞着，拥挤着，像一股浊流快速地往前涌动。”“姑姑”一想起王仁美、王胆、贺秀莲等超生女性，就会想起自己被青蛙撕咬，追逐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而我被那个偷钱的黑胖男孩疯狂地“追杀”时，求生的本能又恢复了“我”快速奔跑的能力，“我感到腿轻得如草一样，一脚下去，地面上似乎有巨大的弹性，使下一步获得更大的动力，我是一头鹿，一只黄羊，一个登上了月球表面因而身轻如燕的超人。我感到我是一匹马……”类似上述的感觉性描写，在文本中大量存在，这类感觉性的描写代替了莫言先前的狂放而不加节制的语言叙述，提升了莫言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语言的审美艺术价值。 

  荒诞手法

  《蛙》中荒诞手法的使用，体现在矛盾的情节设置和荒诞的故事事件之中。在前文的情节暗示中，“姑姑”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在“计生”运动中毁掉了两千多名孩子的生命，所以她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由“娃”联想到“蛙”，故见“蛙”就恐惧。而在小说的“剧本”部分，“姑姑”解释自己的害怕青蛙，是由当年女人为响应《人民日报》的“蝌蚪避孕法”，大量吃青蛙造成的。而当时“姑姑”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的，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蒙骗着吃了青蛙肉做的丸子，从此，“姑姑”才产生了对青蛙的恐惧。所以，“姑姑”可以看作是保护青蛙的英雄。一方面“姑姑”自认为有罪，另一方面又否认罪过的存在，这就是一组明显的矛盾。莫言意借此，暗示“姑姑”那矛盾而复杂的内心。另外，在“姑姑”的身上还有许多离奇荒诞事情的发生。“姑姑那天回来，感到肚子里上下翻腾，似乎还有嘎嘎咕咕的声音，那个难受，那个恶心，到了河边，姑姑一低头，呕出一些绿色的小东西，那些东西一落到水里就变成了青蛙……”这种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离奇地出现在作者的文本叙述中，荒诞得让读者目瞪口呆。总而言之，荒诞手法的借用在揭示“姑姑”复杂而矛盾的内心的同时，也加重了作品的魔幻气息。 

  书信体叙事手法

  《蛙》分为五个部分，除了最后一个部分，莫言向萨特致敬，采用话剧的文体书写，其余四个部分都采用书信体，剧作家蝌蚪向日本友人衫谷义人讲述自己姑姑的故事。书信体的形式使小说具有了私密性，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客观，同时又使小说具有很大的自由性，这种自由性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作者干预叙述的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治敏感。

  小说中，作为讲故事人和写信人的“我”始终是以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的。“蝌蚪”这一知识分子的形象使得文中的“我”同时拥有两个能力：客观看待历史的能力和从人性角度反思历史的能力。“我”从人性角度反思，对自己的痛苦有了交代，“我”作为侄子、丈夫、亲历者，最能感受姑姑和小狮子的痛苦，也最理解她们内心深处的忏悔；又因为“知识分子”能够理性、客观地看待历史事件，因此，“我”也能够超然地、跳出故事，以旁观者的角度审视姑姑和小狮子的忏悔。因此在姑姑的忏悔之路上，拥有知识分子和亲历者双重身份的“我”总是会评论历史本身。但同时，正是因为作家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暴露具体政策的得失，所以小说赋予“我”巨大的矛盾性，“我”既肯定了姑姑、小狮子、“我”身上忏悔的人性，同时“我”作为姑姑和小狮子的亲人，又巧妙地将这种忏悔停留在个人的范畴，完美地揭示计划生育政策背后的底层故事，而不是指向否定制度的层面。

  同时，书信体的形式也像是一种自白，是作者自己心与心的沟通，作者写信的过程，相当于自我反思，自我救赎的过程。从小说中蝌蚪给衫谷义人的书信的五个部分，可以看出作者情绪的一步步变化，一步步敞开心扉，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也随之拉近。第一封信的开头是“尊敬的杉谷义人先生”，第二封信是“敬爱的杉谷义人先生”，第三封“亲爱的杉谷义人先生”，第四封则是“亲爱的杉谷先生”，最后一封干脆变成了“亲爱的先生”，称呼的变化、形容词的变化，意味着感情一步步递进、加深，是“我”与“衫谷义人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近的过程。

6.书籍评价

  国内评价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谭好哲：这是一部关于生命的叙述和追论的作品，很多场景都值得去思考其文化寓意，怎样看待生命，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孕育、生长的欢快和困顿，作品在特定的语境下都展现得畅汗淋漓。同时，这个作品有很强的多方面呈现的主体意识，比如反思意识和罪感意识，莫言是在替这段历史当中某些不能够让人性和人生正常发展的因素忏悔。  

  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掖平：这部作品是莫言是想尽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职责和良心，以文学的话语来审视和直面一段绕不过去的特定历史和情境。他选取了巧妙的叙述视角，虽然描写的是非常宏大的历史事件，采用的却是个人的、民间伦理的小切口进入。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万森：莫言并未局限在对社会问题的描述，也不是用自己的小说手段去写去剖析社会问题，而是以现代性的反思去写计划生育的主题，并将对这一主题的思考放置在了与世界对话的层面上。作者在写作时具有深刻的写人性苦难的意识，采取了“以我入罪”的写法，并不是孤立的自我反思，而是和主人公、和读者、和历史以及我们的民族文化一起感受罪感，体现的是一种现代型的、焦虑的反思。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奎英：《蛙》应该是心理型的作品，这和莫言选择的题材有关系，题材的敏感性要求作家必须要有很好的掌控力，而莫言也非常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莫言在《蛙》里高超地运用了叙事修辞学。美国的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分析过两种小说叙事修辞方式——讲述的方式和展示的方式，前者是用非个人性的、客观化的、戏剧化的讲述方式来呈现故事，作家不出面；后者是以作家的或者隐含作家的可靠叙述者的方式出现在所讲述的故事之中，作家可以自由地在作品中进行评论。在《蛙》里，莫言非常巧妙地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先讲述故事，又引入话剧而转为展示的方式，在叙事技巧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衍柱：主人公万心是一个像爱摩福斯特所说的那种给人以新奇而又令人信服具有强烈艺木感染力量的圆形人物。这个人物在极其激烈矛盾性的外部环境中，一方面表现出一个身上流贯着革命传统血液的农村女医生的高度自觉的党性和责任感，一方面又作为一个无限热爱生命的女医生在践行国策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深刻的负罪的潜意识，她将乡土性、民族性、人类性、党性与个性统一于一身，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学军：《蛙》很有创新性地把一个剧本拿来与四篇书信共同结构成一部小说，剧本是作品的重要组成分，是前四部分的补充，与前面的内容既有联系，又有相悖论，相互指涉，有互文方式，还有话语狂欢。莫言选取的这种方式非常适合于表达他深切的内心体验和感受。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词：在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莫言保持着旺盛的创造激情。他的《蛙》以一个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多端的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深切思考。书信、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了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在平实中尽显生命的创痛和坚韧、心灵的隐忍和闪光，体现了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  

  国外评价

  日本评论家加藤修《挑战独生子女政策的禁忌一一莫言的〈蛙〉》：莫言的这部小说通过一位女妇产科医生的形象展现了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混乱。莫言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敢于触碰中国独生子女政策这一忌讳题材。（《朝日新闻》）  

  马来西亚作家欧大旭（Tash Aw）：在对小说人物的描写上，莫言充分展现了作为一个长篇小说家的高超技艺。姑姑是一个怪诞却又有着热心肠的角色；小说中的叙事人“蝌蚪”对他所见的纷争不表明自己的立场，这种“疏离”叫人感觉心酸……莫言对小说的框架的谋篇布局——书信和怪异短小的剧本——强化了人们的感知，去体会“蝌蚪”经历过的恐怖和惊心动魄。（《金融时报》）  

  法国记者哈斯基：莫言的确只是在小说中谈到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一话题，他没有直接表述过自己的观点。文学是超越现实的。与莫言此前的作品风格相比，《蛙》的亮点要少一些，但人物对话很鲜活。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局外人的口吻更加明显，叙述者同主人公的关系也拉开一定的距离。主人公的形象也较为抽象，作者没有对她进行细致的形体描写。作品中有些描述奇异而荒诞，但恰如其分。  

  英国记者伊莎贝尔·希尔顿（Isabel Hilton）：很遗憾莫言的作品被以政治划线。若读者能够带着开放的思维去读《蛙》，就会发现一个虽略显臃肿却不乏精彩微妙之处的文本，而这一文本的意义远远超越了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政治话题。莫言笔下的村民几乎都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尽管有计划生育政策，但远不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来得根深蒂固。村民们忍受着生活的荒谬和残酷，使人想起《好兵帅克》。莫言运用魔幻和寓言的能力可以跟马尔克斯相比。（《卫报》）  

  爱尔兰作家Darragh McManus：在一定程度上，《蛙》写得非常好。它是一部广阔的、迷人的政治文化史，巧妙地把荒诞的闹剧和争议的舆论、中国的国情和深刻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小说里存在着有趣的部分，也蕴含着哀伤和感动。读者会直观地体会到从毛主席时代到经济腾飞的当下，高密以及整个中国的变迁。可是小说最后的部分有点“栽”了，里面有个叫人难以置信的、粗糙的代孕和偷精子的愚蠢桥段。虚构的编剧写了一个自我写照的剧本，象征着后现代的繁荣，但却没有为故事“增色”。（《爱尔兰独立报》）  

  美国评论家珍妮特·麦斯琳（Janet Maslin）：这不是一本描写黑客或思想家的小说，而是寓意丰富却令人不安的史诗级作品，讲述了一个与人类密切相关的故事：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认为了解这一政策的西方读者恐怕要大错特错了。《蛙》是一本惊人地充满戏剧性的小说，准父母们与计划生育工作者之间存在激烈的冲突，这些受命于政府的工作者深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而不仅仅是听从命令。（《纽约时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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