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笔记
母亲节约事件举例
母亲在春节前做了一个小手术，关键词是：穿刺，介入，球囊。母亲人生第一次打麻药，她的方言无法讲述手术时的痛苦，只说了三个字：不得劲。
母亲手术后不久，疫情管控放开。母亲没能避开，染了病毒，发烧，咳嗽。我和哥哥、妹妹格外地关心母亲，每天打电话问询她的症状。母亲平素不是一个喜欢被关注的人，听得出，她对我们的关心不知如何应对，为了打消我们的顾虑，她刻意地淡化了自己的症状，说，已经好了。母亲半生节俭，除了吃穿用度，也包括她的情感。印象中，母亲很少对万事万物投入过多的热情。
春节我们相聚时，母亲确是没有了症状。要说有什么变化，那便是，母亲更喜欢说起从前的事。仿佛那个手术打通的不是母亲的心脏里的一根血管，而是母亲前半生的记忆。不论我们说什么话题，母亲都能联想到以前日子贫苦的时候。一说到以前，母亲便有了悲伤的理由，仿佛现在的日子好过了，都得益于母亲年轻时吃过的苦。至少，母亲一直试图建立这样的叙述逻辑。母亲的意思是，没有她年轻时的刻苦，节俭持家，就没有如今的好日子。
大年初三，父亲和母亲起了争执。原来母亲求父亲帮助，要父亲将卫生间滴满的两大桶水，倒进阳台上的洗衣机里。从卫生间到阳台距离不近。父亲去倒水时，发现洗衣机里已经有了不少水，那是母亲自己用大塑料盆端过去的。毕竟刚做完手术不久，母亲端了两盆以后，气喘不止，这才求助父亲。父亲健硕，可毕竟也已经七十岁，满满的一桶水，父亲搬不动，吃力地将半桶水倒进盆里，结果，一盆水父亲端起来也很吃力。父亲这才了解，刚才母亲就是用这水盆来运送水的。父亲埋怨母亲得病了，还如此节约。如果不是端不动水了，母亲是不会让父亲帮忙的。父亲的意思是，如果母亲自己一上午用水盆端水，省不了一块钱的水费，要是累病了住院，那得花多少钱啊。
父亲是对的，母亲这次没有固执地和父亲对吵，只是说，那水都接好了，不用不就浪费了吗？
在小县城，我母亲这样的做法并非独创，将家里的水龙头拧到最小，滴水的时候，家里的水表便不走。母亲用这样的水，冲厕所或者是洗衣服。
我劝母亲别这样，我们家里不缺这点水费。但人都是观念的囚徒，母亲怎么可能会因为我的几句劝说便改变。从乡村到了县城，从老式的砖混房子到住进了现代化的电梯房里，母亲和父亲的住房条件越来越好。然而，给他们买的全自动洗衣机，母亲认为太浪费水了，竟然要端着一盆一盆的水来注入洗衣机。
父亲嫌母亲不注意自己的身体，这样的争吵表面上是吵架，实际上是另一种爱护，所以，母亲懂，没有像以前那样争输赢。
父亲向我描述那一盆水的重量的时候，我听到的不是母亲节约，而是母亲被节俭这样的观念束缚。
母亲住的房子在一楼，带一个小院。院子里种了一些应季的蔬菜，白菜、萝卜、蒜苗和荆芥。母亲用厨房淘米的水来浇菜。照理说，这是科学的。淘米水有些养分，浇菜浇花都是好的。
春节时，偶尔我最后一个吃完饭，要洗碗的时候，母亲会在旁边看着。母亲不愿意让我洗碗，自然是因为我太浪费水。母亲洗碗，都是要将所有人的碗都泡在一个锅里，洗完碗，就用这些水洗锅，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最后冲洗的水呢，也不会倒掉，母亲费力地端到菜地里浇菜，或者是冲厕所。
春节时，母亲小院里温度早已是零下，没有蔬菜可以浇灌，卫生间里也接满了水，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将洗碗水倒掉呢？母亲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这锅水是干净的，等一下，桌子上的烟灰缸我要洗一下。母亲的节约充满了规划感，听得出，她对我的无知有些鄙视。
关于节约，母亲和父亲吵过一架。
那是早几年前的事了。父母亲要从城北的砖混楼搬到现在的花园洋房的小区。新房里的家具、电器以及其他用品，全都换了新的。父亲在搬家的时候，将母亲整理好的一兜衣服偷偷扔掉了。父亲的意思是，那些衣服，有的袖口和束脚已经破了，有的是布料因为时间的原因脱了原来的颜色。尤其是秋衣秋裤，穿的时间久了，挨身没有暖意，凉唧唧的。冬天的时候穿衣服，一套外套，这里面的秋衣秋裤就会揪成一团。这些年来，我们兄妹给父亲买了不少新衣服，旧的衣服也是时候淘汰了。
母亲硬是将父亲扔掉的衣服又捡了回来，一件一件地质问父亲，这衣服好好的，怎么就要扔掉了。母亲借着衣服，温故了她与父亲艰涩的前半生。那件蓝色的上衣，衣兜已经磨得脱了颜色，母亲说，这件衣服不能扔啊，你不记得啦，是你第一次外出焊水箱的时候穿的。一共就没穿几次，那时候家里只有这件衣服，你出去的时候就穿，回到家里就脱下来放着。这件衣服不能扔，这是你这辈子穿的第一件像样的衣服。父亲无奈地将一件已经脱了线的红色毛线上衣拿出来，说，这件可以扔了吧。母亲说，这件更不能扔，这件衣服，可以拆了再打一件毛背心。这件上衣是俺娘留下来的毛线，虽然是红色的，但我不舍得给自己织成毛衣，给你织了。你现在不穿了，我有时间拆了，再给我自己织一件毛衣。
父亲说，那一身蓝秋衣秋裤总可以扔了吧，因为穿起来都“洞龙”了。洞龙是豫东的乡村俚语，意思是胖了，没有弹性，不合身了。但是母亲依然不让父亲扔，理由充分得很，说，那身蓝秋衣秋裤，穿的时间久了，布料不挨身是真的，可是穿着当睡衣多好啊，宽松又软乎。
父亲眼里那些毫无穿戴场景的衣服，在母亲看来，都有着极其恰当的用途。看着母亲一件一件从扔掉的衣袋里拯救那些衣服，父亲有些气恼，终于在母亲拿回最后一件已经有些脏污的棉外套时，父亲用手一把夺了过去，说，这件衣服必须要扔掉。
母亲说，这件衣服耐脏，特别适合村子里的甘亮外出干活穿，先别扔啊，等回来，这件衣裳和你不想要的其他衣服一起，我都带回老家送人。
母亲这样说时，父亲哑了声，觉得母亲的节约也算是有后续。在乡下，我们村里的邻居甘亮一家一直住在我们的房子里，甘亮呢，农闲时常常外出务工，干建筑工地上的活自然不需要多么漂亮的衣服。母亲终于将父亲那一兜装得满满的旧衣服拯救了出来，她几乎有些欢喜，仿佛她通过对往事的回忆，将父亲也拉回到了那一段贫苦的日子。母亲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描述那段日子，黑夜的冷，房子的破，以及饥饿的心事。而现在，母亲和父亲虽然已经住进了那套光鲜的房子里五六年了，但看得出，母亲仍然还没有走出我们那个村庄的生活逻辑。母亲通过挤压自己，获得道德上的自我肯定。
每年春节，我爱人，或者是妹妹，都会给母亲买几身新衣服。外套、内衣、睡衣，甚至是稍时髦的羽绒服。但是，不论给母亲买什么样的新衣服，母亲都不会马上穿到身上。这是她的人生信条。母亲吃饭，如果是鸡蛋面条，一定是将面条全都吃完以后，才会将碗里的鸡蛋吃掉。衣服也是如此，母亲将衣服放在她的衣柜里，挂了数月，甚至是两三年以后，才舍得穿。每一次，我们问母亲，为什么不穿新买的衣裳呢？母亲总是理直气壮地说，我还有几身衣服从未穿过呢。
母亲的衣柜里有一两件衣服，大概是十年前的，一开始，母亲嫌衣服的颜色太鲜艳了，没有穿。搬家过后没有穿，又一年新春没有穿，终于，那衣服已经成为她衣柜中最老的一件，母亲觉得，放的时间够久了，可以穿了。可是，母亲胖了，那件衣服已经不合身。母亲不舍得给别人，她知道那件衣服多年前妹妹购买时的价格。母亲决定穿上一水再送人。我们乡下的方言，衣服洗一次，就叫做一水。但是，母亲穿这件衣服的时候正是春节较冷的时候，母亲的房屋暖气足，穿了便热。如果出门呢，这件外套又显得薄了一些。母亲不管这些，在房间里穿着，出了一身的汗。出门也穿着，一冷一热，母亲身子发沉，不舒服，有轻微的感冒症状。母亲只好将那衣服脱了，虽然感冒了，但她很满意，意思是，那衣服总算是穿过一水，送人也不心疼了。
吃药的事情更让人头痛。有一段时间，母亲总说她的胃不舒服。她对自己的身体并不了解，她所描述的胃部反应，误导了医生。医生给母亲开了不少治疗胃病的药，可是，吃了以后并没有效果。趁着到省城来看孩子的机会，母亲到医院做了一下检查后发现，原来不是胃病的事，而让母亲的胃感觉难受恶心的原由，是心脏里的血管堵塞。病因找到了，母亲却一直推托着不想住院。我们都想着可能是因为疫情，母亲想再等等。哪知，后来发现，母亲之所以不想住院，是因为上次医生开的胃病的药还没有吃完，她想再试试。母亲说，开这么多药，不吃不浪费了吗？
我和妹妹挨个打电话给母亲，让她停止吃药，因为药已经不对症了，是药三分毒。母亲和别的人聊天，也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可是轮到她自己，她就又换了一套逻辑。她表面上答应我和妹妹不再吃药了，但我们知道，母亲一定会将那些药吃完的。
我梳理过母亲的人生，她对万物的珍视和节约，都源自于她幼小年纪时的饥饿记忆：粮食歉收，有亲人饿死。母亲也多次重复描述过她经历的那场饥饿史，旧年月里对生存的渴望，对食物贫乏的记忆。母亲吃过树皮、红薯渣。由于长年吃红薯，母亲成年以后，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从不吃红薯。一直到现在，不论多么好吃的红薯，母亲都不吃一口。这种对一种食物的憎恨，差不多也白描出那样一个年代的匮乏。一个有着浓烈的饥饿记忆的人，如母亲，不论当下的生活多么富足，都不可能改变她节约的生活逻辑。
我和妹妹、哥哥闲聊的时候，达成了一个统一的意见：以后不论给母亲买什么东西，食物或者是衣物，都要说一个较为便宜的价格。这样，母亲才会接受。春节的时候，母亲坐在客厅里讲我们小时候的事，一个又一个细节，都和饮食有关。说到一件衣裳或者是一顿饭的时候，母亲突然难过起来。她不是一个造作的人，但听得出，母亲的人生记忆里铺满了这样的辛酸。这么多年，母亲衣食无忧，儿孙也算孝顺，但我从未见过母亲发自内心地大声笑过。
我知道，母亲一直活在她自己的生活节奏里。虽然如今早已不缺少饮食和衣物了，但是母亲的身体里，还住着一个少年时期的自己。她不想现在的生活过于奢侈，伤害到当初那个缺衣少食的自己。
所以，母亲的节约是她人生的一种信仰，母亲靠着节约来获得安慰，获得愉悦，获得人生的某种自洽。除了在吃药时我格外地会关注母亲之外，母亲所有的节约行为，我都理解。我甚至觉得，我骨子里某些片断，也都烙上了母亲的印迹。这是我无法改变的现实。
姐姐的烦恼
姐姐在电话那端数落姐夫的不是，姐夫醉酒。最糟的是，姐姐在姐夫喝酒期间到酒桌上叫了他两次，他不回来。姐姐刚从省城回到乡下，家里堆着不少事情，都需要姐夫去办。为了照顾姐夫的面子，第二次去叫姐夫的时候，姐姐特地说，她的钥匙开不了家里的门，可能长时间没有回家，锁有些问题，让姐夫跟她回家一趟。结果，姐夫将腰间的钥匙摘下来，给了姐姐，继续他的热烈。
姐姐忘记了乡下的规矩，在村庄里活着，一个男人如果喝酒时被老婆叫走，是个大笑话，可能第二天就会传遍整个村子。姐夫在人前要面子，不肯离开酒桌。结局是他被人扶着回家，不但醉得人事不省，还因为喝得太多，尿失禁，竟然尿了一床。
姐姐说，这次如果姐夫还不改掉这个臭毛病，她就要离——婚。“离婚”这两个字，姐姐拖着长音，似乎在用音节上的拉长来补充她的态度。姐姐对姐夫的惩罚就是离家出走，住到了县城的父母家。姐夫第二天醒来，便知道姐姐生气了，开始各种认错。在这个家里，姐夫认错频率颇多，姐姐熟知姐夫的用词套路，于是选择挂断电话，置之不理。
姐姐在给我们打电话时罗列了姐夫的醉酒简史。有一次在郑州喝得吐了一床，房间里的气味，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有散去。姐姐的意思是，为什么他在外面快活喝酒，却让家里人遭殃？最可气的是，现在家里的酒多的是，在外面贪杯成那个样子，做人显得很没有成色。“成色”是我们老家的方言，当然是贬损。姐姐还讲述她和姐夫新婚不久后姐夫的一次醉酒，说姐夫醉酒不讲场合，老是在别人家里喝醉，醉得一塌糊涂。姐姐对醉酒后的姐夫评价极低，说他喝酒下三得很。“下三”亦是豫东乡村方言，近乎人身攻击，通常不会在亲友之间使用，大概的意思是，下作，不体面，不知耻。
作为倾诉者，姐姐的语词密集，使用了很多重复的词语编织着一张网。那是她情绪的网。在乡村世界里，姐姐找不到理解她的人。姐夫的父母亲虽也不喜欢姐夫醉酒，但是，他们的话里充满着乡村的模棱两可。姐姐的公公说：“等他醒了我就说他，下次可不兴（方言，意思是能）再喝这么多。这‘年’还没有开始，咋能就这样喝得没边了呢？接下来该咋办？”听起来像是责备姐夫，仔细一琢磨，差不多是替姐夫开脱。意思是，姐夫接下来还有一些酒桌要坐。姐姐感到无助，所以才打电话向我和爱人倾诉。
姐姐的描述能力很好，才回到村庄两天，那些方言俗语全都捡拾了起来。姐姐没有总结能力。比如当我问她究竟要通过冷战达到什么目的的时候，她愣了一下，说，就是要让他长长记性。长长记性这事儿没有标准，因为姐夫对于酒是没有抵抗能力的。在家里喝酒之所以没有喝多过，是没有人陪他。
酒的好在于能帮助人释放身体里的迟钝和麻木感。姐夫平时话并不多，属于较为木讷的类型，然而，喝酒之后，姐夫变得活泼而陌生。他平日里不敢说的话，借着酒劲儿说出来，显得既不可信又荒诞。
姐姐是我爱人的姐姐，因为平时帮我们家照顾孩子，大多数时候一起生活。姐姐家的孩子，也几乎和我家的孩子一起长大。姐姐在省城工作多年，虽是在一所中学看学生宿舍，但学校是重点中学，也算是有了见识。而姐夫在乡镇教书，平时两地分着，一周见一次面。姐夫为人和善，爱好不多，只有喝酒这一项情绪出口。
年轻时，姐姐和姐夫也因为姐夫喝酒的事吵过架，但这一次，姐姐仿佛格外地生气，对姐夫说了狠话，姐姐的意思是要“别一别”姐夫。“别”字也是方言，意思是要找姐夫的别扭。
姐夫这个人，有点像《围城》中赵辛楣嘲讽过的方鸿渐，大意是——人虽然不讨厌，但也没有什么用处。姐夫在他的家庭远景规划中是无用的。姐姐家里，不论是孩子上学，还是在从乡村往省城搬迁的过程中，他都是被动甚至是拖后腿的那一个。
姐姐到省城以后，姐夫每周都要坐火车从县里到省城。姐夫是在一个离县城颇远的乡镇教书，他需要先坐公共汽车到县城，而后，再买火车票到省城。周五的晚上抵郑州，周日的晚上或者是周一的一大早返回。每周如此重复，锻炼了姐夫的观察能力。他发现有很多人在逃票，尤其是在县城的车站，很多人下车以后并不从出站口出来。他观察了一阵子以后，自己也试了一次，竟然成功。于是，他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逃票生涯。
姐夫在乡下的中学教英语，后来，为了能减少一些课时，方便往返省城，他主动调到了小学里教书。这样也好，姐夫在省城也谋了一份兼职，教省城里的孩子学英语。我不知道姐夫在省城与乡村之间来回行走多年，在寂寞的旅途中生出过多少人生的感触。然而，在我们这些家人看来，省城并没有改变姐夫多少，那个沾着泥土气味的姐夫仿佛是乡村囚禁了的一个交通员，不停地负责往省城运输着乡下的食物和观念。
姐姐一向认为姐夫老实、蠢笨，在城市生活几年后，姐姐的视野得到了扩展，而姐夫依然被乡村的植物和事物捆绑着。姐夫对城市没有融入感，哪怕是后来，姐姐家里也在省城买了一套二手房，但对于姐夫来说，这也不过是给孩子置办的一份家业，他觉得他的晚年，一定是在乡下的那个院子度过。姐姐和姐夫很少有争吵的时候，每次姐姐看姐夫不顺眼，说话的声音一高，姐夫便立即示弱，有时候幽默地逗姐姐，说，你这么厉害，咋不上中央电视台呢？
姐夫也总有受不了姐姐语言暴力的时候，每每此时，姐夫会说一句，别说我什么都不会，我还逃过票呢。姐夫这样的补充说明，差不多白描了他的孤独。
除了周末，暑假时，姐夫也有数月的时间在省城度过。然而，姐夫在省城里缺少有效的人际交往。他安于过客的身份，丝毫也不关心省城的生活情节。在省城里，姐夫的主要任务是带孩子，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他。他耐心、幽默，从不对孩子有任何要求。姐夫的时间，就这样被分割。他没有在省城建立自我的时间。
自然，姐夫所有的失落和无存在感，也都和我们对他的依赖和塑造有关。他没有自己要紧的事情，所以，孩子一旦没有人带，就会交给他。而最重要的是，他擅长带孩子。
我相信姐夫有无数个时候会感觉到失意，城市的节奏太快，饭店的价格，楼市的变化，对于姐夫来说，都是一种心理挤压。偶尔，他会被省城的物价惊吓到。他本能地觉得，自己还是适合在小县城生活。
在我的印象中，姐夫很少有表露自己观点的机会。他们家的很多大事，也总会征求我的意见，一开始，我会想听姐夫的想法。后来发现，姐夫的想法果然和乡村有关。他是一个狭窄而善良的好人，他所有的出发点，仍停留在那个村庄，那个乡镇，那个小县城里。
姐夫一定也有无数的坏情绪需要一个合适的出口，在从县城出发的火车上，他在想些什么？他每一次醉酒，我都觉得，那是他人生的一次升华，是灵魂终于找到了平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支持姐夫醉酒。
姐夫的醉酒将姐姐的伤心事全都打捞了出来，姐姐在电话里向我们列举了姐夫近年来荒诞醉酒的排行榜。姐姐觉得，姐夫最让她不能接受的是，他做人没有边界感，一遇到好酒，就失去了做人的分寸，暴露出一个穷人的本色——怎么说呢，姐夫也是有大量的时间在城里生活，怎么一回到村子里，就完全将自己混同于村庄里那些打工的人。姐姐觉得沮丧、难堪，觉得姐夫烂泥扶不上墙，就适合一辈子在村子里吃酒席，逗个猫狗，说点俏皮话。姐姐在电话里将姐夫贬低了一通之后宣布，她不和姐夫一起过节了。姐姐的理由充分，她不想大过年的时候和姐夫吵架。
姐夫在电话那端保证不再喝酒了，姐夫说，醉酒的原因并不怪他，怪那天晚上喝的酒是劣质的。酒出了问题了，要是换别的酒不会出事儿。是因为喝到了假酒，不只是他出问题，那天晚上，酒桌上好几个人都吐得一塌糊涂。
姐姐和姐夫冷战了几天以后，略有些矛盾。姐姐虽然生气，但是家里的大小事情一向都还是她来作主。所以，姐姐一边生气，一边呢，还要耐心地回答姐夫的问题。姐夫每天要发无数条短信，问她那些家长里短的习俗该如何应付。比如，堂叔家新添了孙子，要“添厢”多少钱？“添厢”，意思是礼金。又比如，村子里今年可能会集中放一次社火，各家各户都要交钱，姐夫问交不交，交多少钱呢？不交吧，姐夫有一半的时间是住在村里的，如果交了这钱吧，姐夫过完年不开学，也要随姐姐一起到省城的。你说全家没有一个人在元宵节的时候在村子里，交了钱也看不上，有点吃亏呢……
姐姐用了三四天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逻辑，她下定了决心要惩治一下姐夫的贪杯。然而，时间和橡皮一样，一天一天擦拭掉了姐姐的气愤。姐夫用一条又一条“该怎么办”的信息，瓦解了姐姐的郁闷。看得出，姐姐一开始深恶痛绝，渐渐有了松动。口头上，姐姐不想改口，但在电话里，听得出，她已经开始操心家里的亲戚该如何走，天气有没有变化，以及道路会不会拥堵……
只有我一个人建议姐姐回家过年，姐姐平时极少回家，只在每年春节的时候，才和家里的老人相聚一下。我对姐姐说，即使你与姐夫有争执，那么，可以回到家里不理会他，甚至直接住到婆婆的院子里，但是，不回家过年，表面上是惩治姐夫，本质上有些破坏家庭团圆的气氛。
一开始，姐姐听到劝她回家过年时，很反感，也很反弹。她的情绪正沸腾着，占满了她的内心空间。而等到我劝说的时候，姐姐已经释放了很多，姐姐终究是一个懂得妥协的人。
虽然姐姐答应回家过年，但是在电话里，姐姐对姐夫说的是，我只在家里待一个晚上，大年初一就回到县城里。姐夫在电话的那端陪着笑脸，说，回来再说，回来再说。家里很多国际大事都等着你来签字同意呢。
大年三十，姐姐回到了乡下。大年初五，我们决定返回省城时，姐姐家里的事情还没有办完。而关于如何惩治姐夫的事情，姐姐搁置了，仿佛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个咬牙要和姐夫离婚的姐姐，回到乡村世界以后，被琐碎而又满是道德的乡村世界捆绑，除非他们离开那个村庄，不然，姐姐没有精力思考她的生活，以及她生活中的涩。
上坟记：村庄的禁忌
二伯一生未娶，无疾而终。在乡村世界里，大家都说他是个可怜人，亦是个好人。所谓可怜，不过是世俗的评价，认为他一生没有经历过妻贤子孝，颇有缺憾。所谓好人，是说他前世积了福，知道自己没有后代，所以，离世的时候干净利落，没有连累自己的兄弟侄子。
二伯逝世后，三年疫情，没有做任何纪念。三周年忌日时，疫情结束，家里决定给他办一办祭祀。在我们河南省东部的乡村世界里，祭祀的规矩颇多，大多是禁忌。
家里人给二伯扎了一些纸人和纸质建筑。我们乡下叫做扎花器。现在的扎花匠，越来越好做了，一辆宝马车，直接像是3D打印出来的。扎的童男童女照例是没有画眼睛的，这在我们乡下是一种禁忌，老人的说法是，如果烧的纸人有了眼睛，会看到这尘世的万物，到了阴世里，便不会老老实实地伺候主人了。这些禁忌，饱含着时代的封闭，也饱含早些年的乡村知识分子对现实世界的不信任。
等到需要焚烧这些花器的时候，先要烧掉童男童女。这个时候，要找村子里懂规矩的女性长辈，给这一对纸扎的男女孩童说一下嘱托。只见那阿婆嘴里念念有词，一边说话，一边还将一个绳子串好了的馒头挂在了纸人的胸前。嘱托的话无非是一种朴素的愿望，大意是让这一对纸扎的孩子下到那边的世界里，好好照顾二伯。
虽然是三周年祭祀，也要在坟上举行。春节时分，北方乡村风疾，温度为零下5摄氏度左右。
实在是太冷了，没有办法，村里治丧的长辈们在坟头的旁边生了一堆柴火，让那些衣服单薄的人不时地烤一下火取暖。在乡村里，治丧的小组有专属的称呼，他们是“照应事的”，意思是处理一些祭祀过程中的杂事的。照应事的班底只好在二伯坟墓的旁边生了一堆火，于是，上坟的亲戚们就围着火堆说话。照理说，有亲戚来坟上祭奠的时候，要吹响器的，但是，因为二伯没有儿女，亲戚也就少了许多，所以，没有请响器班，只是在坟上点了几挂鞭炮。
乡村世界里，人离世是去了另一个世界。所以，乡村里的人一直很重视子嗣，这也和死后的哀荣有关。至少，人死了以后，有后的人家，坟上不会长草。
二伯三周年忌日的时候，我和几个亲戚一起行祭祀礼，三叩九拜。这是乡村里最为常见的一种祭祀礼仪，通常需要三五个人一组，一人带头，其他人跟随。在跪拜三次以后，带头行礼的亲戚要上前到坟上去做祭祀，前后要去三次。而站在后面的人，要跟着上前去祭祀的人行礼。行礼就是做祭祀的动作。按照乡村的旧规矩，客人来祭奠的时候，家里的亲人要跪在坟的两边的棚子里哭棚，不能看行礼的人如何磕头作揖。然而，二伯家跪在棚里的亲戚，全是侄子和远房亲戚。于是，我在行礼的时候，出错了几次，要么提前做了一个动作，要么是反应慢，做动作慢了半拍，于是惹得坟上的人一阵哄笑。要是搁旧年月，这是犯忌讳的。
在乡村里，白事的操办有固定的人手。这些人一般是村子里的会计或者是识文断字的老先生，他们明事理，懂得人情世故，最重要的是，他们从前辈那里学习了全套的丧葬事务的礼仪。这些礼仪随着乡村老人的离世，越来越简化，虽然简化了很多，但关于禁忌的内容，依然还保留了一些。
比如，如果我们行礼到最后，要哭坟。也就是说，礼仪的动作做完了，如何结束这个礼节呢？要在最后跪拜时哭出声来，通常像电影台词一般，大声地喊出来：“我的大爷啊”或者是“我的二伯啊”。这是对逝世的人的一种叫喊。在乡村祭祀的最后，不哭出来，或者不叫喊出来，是禁忌的。哭出声来，何时结束呢？一般都要等行礼的人哭到第五声以后，管事的人才出来拍一下行礼的人的肩膀，说一声：“节哀”或者是“礼毕了”。
给逝去的人烧纸钱，对方能收到。点鞭炮，对方也能听到。行礼的时候，哭叫对方的名字，他也能听到。这就是乡村社会关于祭祀所达成的共识。这样的事情用文字描述出来，充满了哲学意味。仿佛在乡村人的认识里，人活着是一个频道，而去世则是去了另外一个频道，这两个频道中间，有可以交流的通道。每一年清明节，或者是逝世周年的纪念日，活着的人在亡者的墓地、遗像边摆上几碗供品，便仿佛传递了节日的问候。
还有呢，便是托梦。在乡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梦到过逝去的亲人，这些亲人托梦给他们，让他们去做一些事情。这些关于梦的描述，如果全都记录下来，我相信，是一部绝妙的想象力词典，是活着的人对逝者的一种想象，是亲情大于生死的例证，是人类文明的一小部分彩色的碎片。而人类正是因为对逝者的怀念，才有了秩序，有了文明的接续和迭代，有了我们今天的认知和契约。
村子里的老人离世以后，活着的人通过各种繁杂的程序来进行祭祀，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设计。比如，如果一户人家里有人离世，那么，这一年春节，家里是不能贴红色的春联的。如果非要贴，要用一种绛黄色草纸写上丧联，以示哀伤。再比如，出殡或者周年纪念的时候，逝者的亲人，都要穿一身孝衣，是一种白色麻布简易制作的外套。一个正常的人，只要穿上这样一件白布罩衣，便立即成为一个丧葬事件中的一份子。而这块白色麻布，如果不是在葬礼上，则更多的用途是被乡村里人用来当作蒸笼的笼布。
在旧时代，磕头行礼时膝盖上沾的泥土是不能拍掉的，要让这身上的泥土自己掉，这是对逝者的一种尊重。而现在早已经不这样了，不但可以拍掉身上的泥土，在祭祀的现场，也都铺好了褥子，以减少跪拜的客人身上沾染坟地里的泥泞。
二伯家里早已经清理了他生活的痕迹，除了一张遗照，二伯留在那个院子里只有几株经过了冬霜的丝瓜秧。二伯在世的时候，是镇上有名的低保户。当年精准扶贫的时候，镇上的志愿者将二伯的地铺拆了，给他买了新的席梦思床，还给他买了炉子，刷了墙。可是，他在席梦思床上睡了一夜，一夜没有合眼，说睡不着。趁着扶贫小组的人不在，他又在堂屋的当门那里用玉米秆和麦秸草铺出一个地铺。一辈子没有睡过床的二伯早已经习惯了地铺。他的这一举动让镇里的扶贫志愿者们头痛了很久，最后也没能说动他。
二伯离世以后，他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很短，没有子女，便没有了在这个乡村延续的证据。二伯生前不是一个爱干净的人，所以他所有的用品都被处理了。二伯终于像一句歌词所定的一样——他老成了一张旧照片。
二伯三周年忌日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说起二伯，都很无奈。因为二伯的一生活在一种狭窄的固执里，不通世俗生活的逻辑，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封闭的。然而死者为大，所以大家说完以后，都会叹息一声，接着再补充一句，他还是有福的。
乡村世界对有福的定义是宽泛而没有底线的。在乡村世界里，所有人都是有福的，只要有一个人比你活着的时候日子还难过，那么你就是有福的。这逻辑简单有力，不易推翻。
二伯的三周年祭祀是低声的，和他活着时一样。二伯活着时，大多是往人多的角落里一蹲，听别人说话。如今，他离世了，我们这些亲人，没有请唢呐，没有搭戏台，只是以他的名义聚一次会，说说二伯的一生，说说这尘世的辛酸。就像村里的老人说，活着的人每说一次逝去者的名字，他在那个世界里便幸福一次。
村里的老人也说了，单身离世的人，在纪念时不宜过于喧闹。太热闹了，会如何呢？老人说，太热闹了，逝者的灵魂会常回来，拨动家里的东西，让家里的人不得安宁。老人说出来的，又是禁忌。
这些年来，村子里丧事全都当成喜事来办，越来越丰富夸张了，搭戏台连唱三天者有之，连放三天电影者也有之，甚至请来剧团的人跳艳舞、耍魔术，将一场悲伤的乡村祭祀行为变成了活人的联欢会。
其实，离世以后，再热闹又如何？村里的人也明白，死了以后办这些纪念活动，不如在他活着的时候给他多吃一碗肉。有趣的是，乡村的道德评价机制非常灵活。也有子女生前不孝顺的，父母去世后，办的丧事排场大一些，便会得到村庄里的人的好评，仿佛这些子女之前的那些恶劣通过父辈离世后的排场，就获得了救赎。
二伯所在的村庄名字叫圈里，村庄里所有的人都姓杨。不知是村庄里的什么人发现，圈对杨姓的谐音“羊”是一种束缚。村庄的名字改读为“圈（quān）里”，当地人口音偏重，有时候也读作“川里”。
给二伯上过坟后，在过去，是要回到村庄里吃饭。如今也有了变化，春节时乡村过于寒冷，红白事的聚餐都到饭店里进行。村庄的东头有两个大坑，无法停车，大家都步行前去饭店吃饭。为什么有两个大坑呢？问村子里的老人，才知这也是村庄的禁忌。在过去，圈里村东边相邻的村庄叫马庄。马是一种高大威武的动物，很可能冲开羊圈，破坏了这圈里村的风水。所以呢，村子里的老人请了风水先生，看过以后，在村庄的东头挖了两个大坑，是专门用来跘马腿的。
饭店里热烈着，亲戚们喝酒、说笑，早已经忘记这是为了二伯的三周年忌日才办的宴席。饭店先上凉菜，男人们喝酒，孩子们还在追逐玩耍，女人们照顾孩子，说说家常里短。
吃饭的饭店里春节生意格外好，除了二伯的三周年忌日宴请，还有一半的桌席是一个孩子的满月宴。那边敲锣打鼓，热闹十分。人类的悲欢在这样一个乡村饭店里相遇。农村饭店的菜量很足，上菜的速度又快。很快，一张饭桌全都摆满，有些盘子只好撂在另外的盘子上。正当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菜的时候，传菜的人用托盘端上一碗鸡蛋汤。桌上的老人笑着说：“这下没有菜了。因为还有一碗丸子汤一上来，便是告诉吃饭的人，吃完了，该滚蛋了。”听起来像个笑话，但在想象力丰富的乡村世界里，一切都有可能。
【作者简介：赵瑜，作家，现居郑州。主要著作有《小忧伤》《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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