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此相遇
孙慨
每次回沈村，取出的第一根烟总是先给父亲；现在，我只能留给自己。
原来以为，思念是件很平常的事，而怀念更是遥远；现在感觉到，思念和怀念，这中间有着漫长的距离。
父亲去世二十天后，我的怀念就开始了。
在父亲寻医治病的十五个月里，他人生中的无数个第一次都经历了；我也从另一个视角经历了无数个我的人生第一次。我清楚自己是个后知后觉的人，所以特别珍视那些给予我觉悟的人和事。从父亲确诊后的第二周开始，我在“豆瓣”以“仅自己可见”的方式撰写了十二万字的札记。许多事情都很平常，也很具体和琐碎，于我却刻骨铭心。在一个重症病人面前，在这个绝症患者的儿子眼中，世人一度只分为三种：病人、健康人和医生。我的记述，有时是为了抵御遗忘，有时是为了纪念父亲活着时的曾经，也有的纯粹是为了厘清焦躁的思绪以摆脱忧郁的心情；更多的是思考，关于生命的意义及死亡——从一个介乎病人、健康人和救生者的角度，在一个超越时间、历史的社会人的端口。每一篇札记都与死亡有关，到最终却发现，所有的思考针对的都是生。
一
端午之后迎来了梅雨季，今年的黄梅雨来势很猛，暴雨如注。
这情景让我忆起童年和父亲。每逢此刻，父亲就会扛起锄头冒着暴雨到户外。家里房屋破旧，雨量大时也是房屋漏水严重、房基被雨水冲刷最易发生坍塌的时候。他要出门清理水沟，或者上房补瓦，暴雨夹着电闪雷鸣，我们兄妹三人和母亲在屋内提心吊胆又毫无办法。
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不要出门。他没有出门，电话里突然说，我脚肿了，这两天肿到大腿了，儿子你带我到城里去查查吧。身体不适，他从来没主动提出过需要检查，有时我们兄妹再三恳求，他也不理睬。这次或许隐忍了很久，或许察觉出某种程度的异样。年初爆发的疫情此时稍有缓解，但医院就诊仍然实行严格管控，所有门诊必须预约。我找医生朋友帮忙办理好相关手续，根据父亲的症状，检查的内容包括血常规、心电图、B超等，但是胃镜必须往后预约，要先做核酸检测，确保是阴性。
第二天依然是大雨。在消化内科，父亲用简单又充满激情的语言描述他身体出现的症状，时间并不长，我觉得信息量也不大，年轻的女医生似乎明白了一切，她告诉我，你父亲年龄这么大，做胃镜有风险，先做个背透吧。
做完B超做背透，这一过程很微妙。父亲耳背，医生在隔着一层玻璃的操控室用扩音器指挥他侧身、翻身，他听不清，也不能完全理解。我于是穿上厚厚的金属防护服，陪同他进检查室。医生让他喝完一杯显影液，认为不够，又喝了一杯。他站着做了贲门部分的检查，仪器又提示他躺下，医生通过麦克风不断指挥，我协助着他，侧身左转再右转，再侧身左转，再右转，反反复复检查了半个多小时，远远长于其他人的时间，这期间又让他喝了两次显影液。我明显看到医生在检查中显露出需要特别认真察看才能确定某个结论的表情。结束后我轻声问医生，一般人是否都要喝这么多显影液呢？这位中年男医生定睛看我一眼，轻声说，待会告诉你。我立时觉得这个秘密中隐含着不祥。
把父亲送出检查室，等在门外的我哥我妹接他过去，然后我把门关上。医生告诉我，他喝完，胃里几乎没有剩一点，直接到肠子里了；检查发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肿块，从贲门到胃底，这不是好东西。他没有明确说出那个我心中猜想的结果，但我已明白了几分，心里一震。
当天下午取了报告，上午的那位女医生仍在班，我请她作一个判断。她打开电脑调出资料看了看，说，上午我就跟你讲过，现在做胃镜已经没有必要，因为他年龄大，体质也不太好，后面的进一步检查要出血，要做病理切片，除非准备给他做后期治疗；你们做子女的要商量好，如果不准备后期治疗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做胃镜了。她重申，就这样活着，或许生命能更长一点。她以为我已经明白了父亲的病况，其实我只是想在她这儿寻求一个否定的结论。她讲完这话，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依然心存希冀，心想还没确诊，就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吗？她读懂了我的疑问，说她的答案是明确的，几乎没什么其他的可能性，现在唯一能希冀的就是没有扩散，或者说他体质好，能够扛得住这份痛苦。
我自以为到了我这年龄已经能够沉稳处事、临事不慌了，但这一刻，惊恐和不安围拢了过来，越聚越浓。
走出门诊楼，立即联系在肿瘤科的医生朋友A。他认为做胃镜是必需的，这是确诊的必要条件，但能不能做手术还要看病人的身体状况。如果可以，他建议不放疗，而是考虑开刀做手术，然后再化疗。
晚上，妻子准备了一桌菜，请来哥哥、嫂子、妹妹、妹夫商议对策。消息的确定意味着父亲即将永远与我们作生死之别，虽然具体的时间尚未确定，大家都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悲伤中。
印象中，父亲似乎从来就没生过病，直到老之将至才做过几次手术，一次是前列腺炎导致尿血，另一次是胆囊炎发作。在他年轻时，其实遭遇过一次死里逃生的劫难，当时我只有六岁。父亲是技术精干的得力窑工，他和村里的几个壮年人在砖窑上司炉，意外的发生源于窑火从窑口倒流，回龙火从入口一直冲到窑外，烈焰借着风势席卷了入窑通道，窑工根本没法逃离，父亲和同事被严重烧伤。当时正值午饭时分，村民们大呼小叫着涌向两千米外的窑场，村子里弥漫着惊恐、悲凉、大难临头的气氛。我跟着母亲从家里跑到村口，冲向窑场的那个方向。在我六岁的脑子里，确认事件中的主角，并不是见到父亲被严重烧伤的样子，而是村子里的大人们带有怜悯、同情又有些不忍直视的神色观看我的表情。在通往县城的大道上，有人把晒粮的大匾放在地上，绑上两根长长的毛竹做成了应急的担架。受伤的人被抬到了担架上，透过大人们的裤腿，在狭窄的缝隙中我看到卷了皮的深褐色皮肤，与之相连的是婴孩般粉色的嫩肉，那是父亲被烧伤的肌体，他的同伴也是如此。午饭时刻，村子里的炊烟和皮肤烧焦的气味缠绕在一起，食物的香味变得令人恶心。
一周后进入小暑，胃镜检查证实了医生的判断。我们兄妹商量后陷入了两难。A医生是朋友，他说一刻也不能耽搁，要让病人立刻进入治疗状态；另一位医生朋友则和初诊的那位女医生是一样的观点，保持现状，不干预不侵扰，可以确保病人拥有一定质量的余生。决定的两难还在于，爱和表达孝心的方式此时成为一种审慎的选择，它关乎父亲的生命长短以及余生的质量，我们担心一着不慎，适得其反又后悔莫及。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心情沉重的父亲告知病情。我知道有人有过在确诊后数日内心崩溃的案例。一位警察朋友，腊月二十六夜里还与朋友在一起喝酒，桌上畅谈他熟知的历史典故长达三小时，并无半点病态。年后初七到医院检查，发现是肝癌，家人带他到上海治疗，半月后已瘦成了陌生的干瘪老头，又过了半月，竟然离世了。有医生告诉我，人的心理状况，这时候可能比药物更重要。
我很难想象父亲突然得知这个惊人的消息之后的反应，我宁愿让他在慢慢的猜测、疑惑和想象甚或是美好的期待中，逐步接近这个残酷的事实。我担心哪怕是细微的失言也可能会酿成大错，也深知处于这种状态中的病人，都非常的敏感。
医生说，胃镜检查结果是晚期胃腺癌，具体部位还要看CT报告。但胃镜之后做CT，中间必须有一周时间的间隔，因为胃部的显影液残留会影响CT的观察效果。
周六回沈村，父亲询问检查的结果，我说食道上有个息肉，但问题不大，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这个季节猛烈的暴雨，倒灌而下。我站在廊檐下面对着瓢泼大雨，抽着烟，发呆。母亲从厨房走过来，表情凝重，说，你爹做了胃镜回来，说当时疼得不得了，他拼命挣扎，根本做不下去了，四五个人摁住他，不让他动。那种痛简直一秒钟都坚持不住。他讲：幸亏几个孩子都在门外，不能进来，否则看到我那个痛苦的样子，肯定会非常难受。父亲在那一刻，竟然还在担心他的子女的感受。母亲的语态中似乎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父亲可能也是这样。但我依然希望这种猜疑持续得久一些，因为一旦明了，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了。在死亡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回归平凡人的本性，都有着普通人的痛。所有的血肉之躯都懂得生命的可贵，都知道生命即将失去的那种恐惧和绝望，这对父亲的身体相当不利，我不愿意很快看到那样的情景。
午饭时，父亲从储藏室摸出一瓶外包装长了霉斑的酒让我拆开。他笑着说，放家里二十多年了，还是你凤英姐姐送的。表姐二十多年前送给他的这瓶茅台迎宾酒，今天他要拿出来喝。午饭的氛围并不感伤，父亲破例没喝酒，表面看和以前也没丝毫分别，我们就像平常一样谈论着生活中的琐事。
二
周五一早做完CT检查后，我和哥哥陪着父亲吃早餐。
老城厢新开了家早茶店，有小笼汤包这类传统名点，还有苏北特色的各类小吃。厅堂的正中央搭了个小戏台，三位票友在表演，二胡、扬琴伴唱，十多张桌子坐满了客人。店主是朋友，他替我预留了一个较偏的角落让我们坐下。一份小笼汤包，三杯豆浆，三碗干拌青椒肉丝面。父亲饿了，他起筷拌面，挑起，大口地吃。看着父亲能这样吃着，我心中有些欣慰。只吃了两口，父亲突然停住了。他的表情越来越难看，眼泪奔涌而出，脸部的肌肉不断地扭曲，身上所有的痛都挤上了表情。他站起来，想努力缓解这种痛，但是胸中似乎有一头猛兽在奔突，它桀骜不驯，肆无忌惮，不可降服。父亲将双手伸过头顶，像在投降，他做出这样的动作，与他极其痛苦的表情，吸引了厅堂内正在就餐的人们的目光。我和哥哥束手无策，靠近他，一人站在一边，用手在他的后背和前胸缓缓抚摸，想帮助他安慰那只动了怒的猛兽。他没有发出声音，没有一句呻吟，在以无声作抵抗，这种隐忍使我心底更难受。我们不可能不顾及饭堂里其他客人的目光，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们的目光中流露出善意的安慰和同情式的理解。许多客人似乎也明白了父亲这个病人病情的危重，也理解我和哥哥做儿子的苦衷与脸面，他们并不直视，而是尽量以一种不被我们察觉到的方式，善意旁观。只有邻座一位六旬男子，紧盯着父亲，再轮番察看我们哥俩的表情，傻子一样不回避，无关切。我突然极度地厌恶这个陌生人，这个没有教养的老男人。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但是这个人仍然像傻子一样用目光来回扫视我们父子。人类的情感就是这样，朴素而真挚，好面子又不容侵犯。这一刻，那几位戏剧票友的歌声突然变得令人生厌，连同那伴奏的二胡和扬琴，那种激扬的演奏结合着父亲此刻的痛，极不和谐，像是讽刺、嘲笑。片刻之后，我又希望这演奏能升入高潮，延绵持续，以吸引众人的目光，掩盖我们父子三人此刻的窘境。但我知道此刻无须在意他人，我更应关心眼前的父亲。父亲在痛苦中略略转身，将自己的面孔朝向墙的一侧，尽量避免店内食客看见他全部的脸。我请服务员端上一杯白开水，放入满满两勺白糖，搅拌着倒入两只干净的空碗使之尽快降温。父亲说他曾经用过这种方法缓解过这种疼痛。他的双手依然直直地伸向屋顶，持续着。我感觉每一秒都是那样的漫长，以至于他的白衬衣，从颈部到胸口都被渗出的汗水印得透明。拌了白糖的开水在两只碗里来来回回倒了三次，父亲已经等不及了，他端起碗，眯起眼，大口饮服。水那么烫，他那么急，那么毅然决绝。眼泪再一次猛烈地迸溅出来，但他明显感觉舒服了些，仿佛那只猛兽被他这同样猛烈地一击，退缩了，蛰伏了。他缓缓放下双手，像刚刚结束了一场战役，惊魂未定，衬衣几乎湿透。看他的表情渐渐平静，我和哥哥扶着他慢慢坐下。他望了一眼刚刚吃了两口的面，视线是遥远的，像隔着一座山。我让他喝点豆浆，他也不应，没有兴趣。他好一阵才缓过神，说，这个面，放在以前，我可以吃两碗的。我问他，现在还吃吗？他摆摆手，又瞥了一眼那碗面，目光里满是怜爱和恐惧。丢人现眼了，父亲突然说出这句话。我立即劝慰他，没什么，哪有谁不生病啊！我和哥哥心情沉重，轻声将自己的那份面吃了，将父亲剩下的那份面打了包。这时才发现，那几位表演二胡和扬琴的老者，是我曾经采访过的退休教师。他们走过来，施以关切的问候，父亲以笑意回应。琴声再度悠扬，演奏变得可以接受了。
CT检查结果表明，肿瘤在父亲的体内，布满了贲门、食道和胃底，已属晚期。我将报告发给常州和南京的三位专家医生，治不治疗，如何治疗，结论全然不一。同一个病人在不同的医生那里竟然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治疗方案，就像每一个钟表的时间存在的误差。我们兄妹商议，这一刻，要不要治疗已不容犹豫，无论是自己的良心还是邻人目光中的道德评判，任其如此都不合我们的为人准则，自然也不合父亲本人的意愿。现在，到底是在常州、南京还是上海治疗，这是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一二日内动用了几乎所有能够想到的关系，寻求名医专家确定对策。经医生好友的引荐，我和哥哥在第三天找到南京八一医院大内科的主任医生B，他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诊断报告和CT片后认为，综合父亲目前的体重、年龄、体质状况，不具备做手术的条件。治疗的选择方案有两个：一是在腹部造瘘以替代嘴进食，显然生活毫无质量，生活的意义也会大打折扣；第二个方案是放支架，通过胃镜在肿瘤堵着的地方放一个支架，争取正常饮食。后一个方案让我们兴奋。但也想到，这样硬生生地放一个支架进去会不会有疼痛感？会不会有异物反应之类的情况？次日，我们兄弟俩在常州甲医院找到年近六旬的专家C，朋友介绍说他是放支架这方面的高手。他粗略地看了一眼父亲的报告，认为完全可以放支架，让我们下楼交费做核酸检测，准备后天手术。我大为惊喜又心存感激，意识到这种病在每一个病人和家属那里可能是天大的问题，但在一个高明的医生那里只是一个常规的病例而已。出了医院大门，我哥却说这个专家不靠谱，他连片子都没细看，也没详细询问父亲的具体状况就决定后天手术，不靠谱。这个判断在我们到达常州乙医院与另外一位资深医生D交流后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D医生四十岁上下，全身透着专业知识分子的气质。他拿着CT片在灯箱上一张张细看，惋惜地说，你们来晚了，很可惜啊！这种病情怎么能拖延到现在呢？这老先生太知趣了，他这状况应该有很久了啊！他认为父亲的状况非但不具备任何做手术的条件，甚至连基本的化疗、放疗的条件也不具备。他断然否定了放支架这个选择，认为既不可行也很危险。唯一的办法是以鼻饲管维持病人的营养，这样病人还有一两个月的存活期。他为人诚恳坦率，胸有成竹得让人不得不信服。随后他给我们介绍了肿瘤科的主任医生E，请她安排住院治疗。D医生就职于医院的胃肠科，胃肠科也收有癌症病人，我们希望父亲能住在这儿，这样可以让他减少一点对癌的恐惧，以利于提高治疗效果，但D医生表示无能为力。
在肿瘤科，E医生看了CT片同样很吃惊，这位短发圆脸的女医生，犀利的言辞中带着愤怒和不满：你们这两个星期在干什么？到底在想什么？你们为什么会拖这么长时间？浪费了时间！我无言以对，内心充满了自责、悔恨和内疚。算起来，一是做CT需要一周时间的等候；二是我希望父亲本人不知情的自然状况，保持尽量长的时间。我相信癌细胞不会在这一个多星期内疯长。我想这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事情显然与我预估的并不一致，按照E医生的观点，这两个星期的耽搁直接影响了父亲后面的治疗效果。难道，因为做了胃镜，癌细胞被激怒了，于是就迅速且凶猛地疯长起来了?但随后她又提出了一个令人欣喜的猜测。她说，癌细胞不可能在这两个星期突然长到堵塞的程度，是否可能有异物？比如说食物堵着，导致它上下不能，病人饮食困难。她的这种猜测，让我有些意外的兴奋。因为父亲确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他认为堵在喉部的这东西是活的，不吃饭不喝水的时候它静止着，一旦喝水或吃饭，它就上下运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堵住的东西或许就是食物而不是迅速疯长的癌细胞。也就是说，取出这个异物，父亲的病情就不会像D医生所预言的那样悲观。E医生要求父亲再做一次胃镜，拿到结果后再考虑是否住院。
三
做胃镜之前仍要先做核酸，而且要送南京出结果，来回又是两天。父亲不能进食令人忧心如焚。医生朋友建议暂先挂点滴维持体内营养，如此连续三天。在进城和回村的途中，父亲反复问我，这个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的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尽量以轻松的语言解释，将事情轻描淡写。
第三天中午在回村的车上，他突然对我说出了那个字。他问，不会是癌吧？当他说出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的音，并不是普通话里的那种音，而是吴语方言，拖着长长的尾音，缓缓迸出。这个字在他的心里磨了很多天，他一定期待否定的答案，但是身体的痛苦没有一刻不在提醒他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希望别人再与他模棱两可地敷衍，他需要确定的答案。问题来得突然，我怔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时间凝固着，这样的停顿，沉重而漫长。他靠在后座上，我能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脸。自然地，他也一定能看到我的脸，并且努力从我的脸上捕捉他需要的信息。我尽力表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顿了顿，以我对自己父亲的了解和我们父子间的彼此信任，说，我是你的儿子，既然你这样问，我也就不想瞒着你了。我觉得他有权明确自己眼下身体的状况。我说，你现在体内癌细胞有这个迹象，但还不是很严重，可以治疗。我说，你不要害怕。我的语言很贫乏，也只能任其贫乏。我没有听到他的回应，只听到他喉咙里发出了一个轻微的声音，然后勉强地说，不害怕，我不害怕。
第四天早上进城做胃镜，他在车上一言不发。我从后视镜里面悄悄地看着他的脸，非常的严肃，几乎是一种愤怒，好像某人或所有的人都伤害了他，好像整个世界都欠了他。那表情看得我心里发慌。他是我的父亲。这一刻，我竟然心生害怕，我竟然担心他会把愤怒宣泄到我的身上，突然冲上来，袭击我，像新闻里报道的那些劫杀出租车司机的凶犯那样。虽然我确信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但依然任由这个念头产生并盘桓于心。我努力表现出平静、温和、自在、专注的样子，不让他有过度的沉重感。我想一个人在得知自己患了绝症之后，产生这样的心理或者仇恨的念头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看破人生，看淡死亡，谁都需要一个过程。
这次胃镜检查的时间非常短。医生说堵住了，胃镜只能伸到肿瘤的地方，不能再进了。父亲被扶了出来，神情非常疲惫、沮丧和痛苦，像彻彻底底地打了一场败仗。他明确告诉我，他感觉到管子根本没有伸下去，只能停在喉咙。报告上的三幅图像，第二幅和第三幅都是肉体的一个平面图，意味着镜头直接面对着肿瘤了；第一幅是一个空洞，四周布满了锯齿状的肉瘤。我连忙把它卷起，示意哥哥扶着父亲慢慢下楼。我想的是父亲必须迅速住院。在我的理解中，只有迅速将父亲交给医院，交给医生，一切的治疗才能开始。这种忧心之日，一刻都不能再持续了。
户外骄阳似火，三伏天里烈焰滚滚。我打通了E医生的电话，告诉她胃镜的结果，没有异物。然后，我以非常诚恳、急切的语气，请求她尽快安排父亲住院。她感受到了我的真诚和焦急，回答说，我再看看，尽量给你安排。
四
等了两天没有回应，我和哥哥直接找到她办公室。她只一句话，没有床位。见我们不走，又说，你们二十多天都等了，也不在乎这几天了。我一再解释其中的缘由。她问，你期望得到什么结果？我说，我没有太大的奢望，只是希望父亲能像常人那样，通过治疗，能吃一点食物就可以。她说，这绝对不可能，生了这种病的人不可能达到这个效果，你们的期望值太高了。来了就要做鼻饲，生活质量非常差，要恢复到正常饮食几乎不可能，我们保证不了。
以我的想法看，作为一个医生，每个病人也是他的一个作品，他希望在每个病人身上看到治疗的效果，也体现作为医生的价值。的确，对于没有多大可能产生治疗效果的病人来说，拒收或许是正常和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并且，没有任何意义的救治，对他们来说或许就是无效的劳动。这说明父亲的病情的确严重到了医生不敢贸然接收的程度。想到这一点，我的内疚和后悔再度加剧，心里塞满了自责。
我们不愿放弃，经过再三沟通和请托，入秋后，父亲终于开始了住院治疗。
入院第三天，陪护父亲的妹妹来电说，E医生要我们兄弟俩过来一下。我们充满了期待，以为父亲有了明确的治疗方案，造瘘或者安放支架，放疗或者化疗。
见了面，E医生的表情很严肃，她找出父亲的病历资料，在一张纸上很认真地写了两行字，然后正面对着我，说，这个人（她用了“这个人”而不是说“你父亲”），目前状况很不好，年龄偏大，体质也弱，目前医疗没什么办法。放疗无法做，化疗吃药也吃不进，还要防止他出血，目前很可能会有意外或者生命危险。她让我们签字。我这才看到她刚刚写下的两行文字，最后的意思是：已与病人家属做过交代。“有生命危险”，瞬间将我们兄弟俩钉在了那里。
这是一次严肃的谈话，也可以说在下逐客令。我估计她很快就要将父亲列入出院名单，或者说，她已经认为父亲没有任何救治的可能了。
死亡这件事与生俱来，却在一生中的多数时候从未被正视。人们在身体健康的状况下，对生活的感受很多时候都是肤浅潦草、心不在焉的，一旦死亡来临，或者说亲人面临着死亡而感同身受的时候，生活中的每一刻都变得意义不凡，都变得异常珍贵。医院楼下的小树林里，父亲坐在石墩上，哥哥在他身后举着吊瓶，妹妹在给父亲涂风油精，母亲和父亲说着村里的事。周围是些带着花纹的毒蚊子四处飞舞，它们不断地咬手、腿，以及所有皮肤裸露的地方，奇痒难忍后留下一堆红色的肿块。这一刻，平静的团聚令人难忘。
父亲的病房里都是癌症病人，有人病情比父亲更严重，有人年纪比父亲更年轻。这样一比较，父亲的心境反而好了一些。他很坦然，他从智能手机上看到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八岁，他现在八十一岁，他自嘲，我比别人多活了三岁。
五
人们都习惯以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作为世界的中心。作为人间剧场中的一员，每个人都身兼主角与配角，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场域，离场，意味着与所有人作彻底且永远的告别。与世界告别，与曾经挚爱或憎恶的一切告别，病重之后才明白，这件事没有选择，毫无妥协。
父亲在确知自己病情后的第二周出现了自闭的倾向。他对母亲说，不要对人说我生了什么病，我讨厌这样。母亲很委屈，也很伤心。她何尝不希望隐瞒家里有人生病这样一个事实呢！但这样的事情，又怎么可能隐瞒得长久？平日每天都在村里人面前走动，每天都到田地里劳动，突然长时间两人都不在家，加上之前我们兄妹隔三差五就回家，现在一个都见不着，怎么可能不被猜疑呢？
沈村到城里也就十五分钟车程。父亲和母亲生活在这样的乡村社会，许多事情无关法律却事关无处不在的道德律令。一个人身患恶疾固然不幸，但在乡村人的心理世界，那是一个关于厄运的评价。有人认为恶疾、厄运，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存在着逻辑上的密切关系。
鉴于父母的顾虑，住院当日我一个人开着车到村子里接父亲，回到村口再让哥哥妹妹上车。我们在意或者恐惧乡间的舆论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和父母说，生病又不是犯了罪，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保证不生病？不管人家怎么看，怎么评判，都不要太放在心里。这样的话从我嘴中说出来，自己都觉得过于轻松。父母一辈子生活的村子，那里几乎是他们的世界的全部，他们无法清除心内的顾虑。不愿成为乡邻们议论的对象，父母还有一层侥幸的期望，期望父亲的病，能在尽量短的时间里静悄悄地痊愈，虽然明知这是一种自欺。
父亲在一生中几乎没有特别知心的朋友，他和乡邻保持着存在距离的姿态，以一种孤傲和自得其乐的形象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即便是种地，他也痴迷文字带来的乐趣。他钟情于泥土以及土地上生长的一切植物，曾经连续二十多年订阅《江苏科技报》，每每看到新奇的大豆、蔬菜，或者省里在海南试种的水稻新品，他就邮购种子来试种，收成好，他就推荐给四邻。沈村树木最茂盛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房舍四周林林总总有几十种花卉果树，都是父亲试种后留下的。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一直因为他如此痴迷农产品的试种推广却不能做村里的农技员而耿耿于怀。进入二十一世纪，花卉苗木等经济作物取代了传统的稻麦种植，父亲成了老板们抢手的园丁，前些年还悄悄染了发，因为担心年迈有人不请他。他活在他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世界里。母亲则活在众人的世界里，她人缘极好，村子里有邻里纠纷或者家庭矛盾时，人们都会来寻她斡旋协调。
父亲患病的消息在他住院后就在村子里传播开了，他们的顾虑被证明是多余的。出院后，许多人上门献策，前村某某同样是这样的病，到哪里找谁看好了；黄庄某某吃了什么药，当时也是绝症，现在已经活了好多年；徐家庄某某因为听从了谁的建议，现在已经完全和正常人一样了。各种消息汇拢过来，虽然大家清楚每个人的病情并不一致，即便是同样的胃癌，在不同的人身上也绝无采用相同的方法就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乡邻们的关心还是给予我们很大的信心和温暖，觉得父亲的病很有可能治愈。其中一位村民介绍了他在上海长海医院的同学，说有很多人找过他，均有好的疗效。
第二天，我们兄弟俩就来到长海医院。在今日中国，最繁忙和最冷寂的地方都在医院。越是大城市的大医院就越忙碌，一流的设备、顶级的名医专家汇集于此；全国各地的病人千里迢迢投奔于此，托着各种关系，求着各种门路，争得一张床位，寻着一线生机。而在基层，包括父亲所在的苏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区县医院，设备也先进，医生也不乏敬业者，但就医者寥寥，与大医院里一床难求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严峻的事实导致的结果是两极分化，大医院的医生，有的一周手术量都超过基层医院医生半年的数字，这其中有许多还是疑难杂症，因而其医术更容易精进提升，而在冷清的基层医院，医生锻炼和实践的机会少，医术亦日渐滞后。作为百姓，他们的认知和经验，无一不来自幸存或死亡这些残酷的案例。在疾病和死亡面前，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甘服于这套求医法则。他们认为大医院的医生医术高明到可以与死神对话，既然能对话，自然就能挽狂澜于既倒，令患者起死回生。这一刻，我们兄妹和母亲也都认同这样的观点。
从医院走廊里的简介得知，这位F医生声誉卓著，成就不凡。见了面，白大褂里面的深绿色军服给人特别的信赖感。他取出父亲的CT片以及胃镜报告认真研究后，用乡音跟我们说，鉴于你父亲目前的状况，手术几乎不被考虑，至于化疗或放疗，现在常州的医院完全可以。我们希望父亲能入住长海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他表示区别不大。话语至此，他瞥了眼门外队伍长长的候诊者，我们只能知趣地退出。我哥将两盒家乡白茶送给他，遭其严词拒绝，态度很坚决，你们带回去，一定，绝不能放在这。或许感觉自己有些绝情，他又用方言说，这地方也没法放。见此情景，我们也只能理解，把那一点点心意带回去。
父亲入院第五天，处暑，上午十时，E医生突然来电，通知我，你父亲今天必须出院。这个决定让我猝不及防。我预料她不会让父亲在医院久留，但没想到她会通知当天出院。我在电话中恳求她再宽限两天，她的语气非常强硬，你们必须今天出院。我说，很抱歉，我们没有准备。她说，出院有什么要准备的？你妹妹在这儿，一个人完全可以办理。我实在无法想象父亲入院一周，未见任何疗效就回家时的心情。我请求她哪怕再宽限一天，以便我有时间联系其他医院。但她坚持，今天必须出院。僵持了几分钟，我几乎要放弃了，我真的很害怕那些强势的人，我感觉已经无法说服她，但我坚信我此刻不能如此被动地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从她的角度来说，当初入院时并未明确只能住一个星期，而出院也并未提前哪怕一天告知，不管怎么说，这个决定对于我来说是突然的。病人是否有理由拒绝或者暂缓出院，我不清楚，但是院方至少应该有提前告知的义务吧！再则，一个病人推迟一两天出院，也并非多么无理的要求。她反驳道，以你的说法，以后我们每个病人出院都要提前三天通知了，是不是？我没有与之顶撞。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病人出院都是在当天被医生通知并被勒令立即离开，我只觉得这不合理。僵持中的静默，实在无言辞应对，想象着父亲回村时的尴尬以及内心的绝望，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对她说，很抱歉，对不起，因为在农村，我们村子里有一些风俗，具体我也说不清，请您允许我们周一出院好吗？就在后天。我编不出更好的理由，只能这样含蓄地表达。她似乎领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威慑或者感动，怒气稍减，勉强默许了。
完成了这件事，觉得像是打了一仗，貌似赢了却浑身疲惫，软弱无力，不愿说一个字，不愿见任何一张脸。
六
人在中年，到底要经历多少异常事件的应对和解决，才能沉着和从容呢？我相信信念的力量，也相信真诚的力量，更相信人之为人的那种善良。急中生智间，通过朋友托朋友，联系了市内另一家肿瘤专科医院。在了解了父亲的大致病情后，对方答应腾出一个床位，下周一入院。
我曾经那样的害怕与人打交道，更不愿求人办事。我本性谦和，偶尔孤傲却一向谦卑。周一在办理出院手续时，妹妹在人声鼎沸的大厅里竟然遇到了E医生，她此时的表现令人惊讶，她对妹妹说，今天你父亲体温有点高，好像有些发烧，不适宜出院，最好再住些时候。妹妹说，我哥已经联系了丙医院，出院后就到那边住院。她很惊讶，脱口而出，人家怎么会有病床的？现在床位都这么紧张！妹妹敷衍了一句，并未深述。
E医生的这种前后反差令人匪夷所思。后来妹妹说，关键可能还是她没把事情办好。她说，蛋白是入院第三天使用的，由院外专送，E医生给了个号码给她，让她直接打电话叫对方送。妹妹在打通电话时没有听从对方的意见，告诉他是哪个医生给她的号码，只是说听来的信息就直接向他购买了，结果妹妹从对方手中买来的蛋白比同病房其他病人的少了一百多块。周五E医生勒令父亲出院后，送蛋白的又在电话中询问信息的来源，妹妹突然反应过来，说了E医生的名字。当天下午E医生来到父亲病房，一改上午与我电话时的强硬态度，为父亲开了新的化疗药物。我不愿意在这两者之间建立必然的逻辑关系，我不相信利益可以将人们改变成那个模样，但这件事我没有其他的理由来解释。
丙医院的主治医生J告诉我们，父亲在下一步必须做结合化疗，就是一种免疫疗法。具体方案有好几种，区别主要在价格和疗效。同时说明，这种免疫疗法的费用并不在医院的医保名单中，而是由院外专门的供应商提供。他告诉我们，最贵的进口药需要两万多，较为便宜的一种是国产药，将近六千元。他认为这种国产药的性价比较高，适合父亲治疗。他再三声明，是否使用免疫疗法，选择哪一种方案，一切由我们决定，他不强求。我们兄妹商量之后，决定选择他所提供的国产药方案。
从8月到12月，每隔二十天左右父亲就在丙医院住院一次，每次在十到二十天之间，偶尔更短。住院期间除了院外专供的免疫药，医生开具的药物也有不断的调整。起先，父亲的状况有所改善，能吃流食或面汤，一些荤菜搅碎之后也能勉强吃下，有几次竟然还能吃点米饭，肿块似乎有所缩小。我和父亲说，治疗的目的就是让你能吃饭，你要有信心。到了9月底，抗药性即已出现，住院后的效果一次不如一次。
立冬后的一天，母亲对我说，你爹今年八十一岁，在这个年龄走，很不好，对子女和后代不利。我问母亲，怎么个不好？人的死亡固然可以选择，譬如自杀，但更多的情况譬如因病而亡，那又怎么可以选择呢？再则，为什么偏偏是八十一岁而不是其他的年龄？母亲忧伤地说，乡间的风俗就是这样说的，你爹要能活到农历春节就好了。但这之间的距离还有三个多月，这样的祈愿，即便是身家数亿的富豪或者身居高位的官员也很难保证。我被母亲的观点所惑，希望从后代兴旺的人们中间找到他们的父母在八十一岁去世的案例，以此来反驳母亲的观点，其实也是慰藉自己内心的不安。但这件事极其艰难也几乎没有答案。我发现，父亲生于1940年，如果在2020年去世，那应该是八十岁而不是八十一岁。这样想来，心里豁然就释然了。母亲说，你这说的是实岁，农村人讲虚岁，因为生下来就有一岁了。的确啊，城里人讲实足年龄，退休一定要等到生日的那一个月，不一定是确切的那一天，也会在接近生日的那一周才办理手续。既然这个说法我在此前闻所未闻，说明在城里是不时兴的，或许仅仅只在父母所在的村庄周围一带流行。既然这一带讲年龄都以虚岁为准，那这一说法所针对的，的确应该是虚岁。母亲这样的担心，是基于父亲在这一年救治无望了。
在死亡和生存之间，医生是我们值得信赖的依靠，但在医治无望或者濒临绝境之时，巫师和占卜就会出现。因为无条件和无原则的信赖，他们成了病人命运的主宰者。无论如何也要让你爹活过这个年！母亲的话，像是给她自己的誓言，需要有一股信念的支持。
元旦以后进入小寒，村子里迎来了春节前的第一场大雪。堂弟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婶婶昨晚去世了。依照乡俗，老人去世后有三场重要的仪式，一是火化前一天的入殓，二是火化后的安葬，三是逝者告别人世第二十一天的“三七”。老人的去世，前来吊唁的人数多少，持续时间的长短，是否有八音班或者僧人超度以体现热闹的程度，都意味着逝者本人的尊严，也凸显逝者子女的人脉关系或社会地位，其实质都与家庭的财富多寡有关。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后的尊严，也是逝者社会价值的证明。家境窘迫的人家，老人去世后，前来吊唁的人不会多，来了也不会停留太久，停留一会儿也不会吃丧饭；灵堂中冷冷清清，烟火稀疏。而家境富庶的家庭，老人去世，只要不是飞来横祸或者自寻短见之类，丧事就是喜丧，人来人往，鼓乐喧天，每天高朋满座；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绵延不绝，数十个大花圈鱼贯而行，场面浩大而热烈。处于这样一场葬仪中，亲人们心中的悲痛虽不能减轻多少，但是尊严的获得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在周围人群以及社会层面上的虚荣。多数家庭的老人去世后，只在家中停留三日以供亲友前来吊唁，婶婶在家停了五天，三场仪式堪称体面又周详，我们兄妹都参加了。母亲是婶婶和叔叔当年的婚姻牵线人，她在现场也作为家族的长者坐镇。
父亲一个人在家里的楼上躺着，嘹亮的唢呐声从清晨到夜晚，此起彼伏清脆刺耳。他的心情一定很复杂。
如同美满的婚姻不应该缺失一场隆重的婚礼，完美的人生不应该缺失一场庄重的葬礼。
临近春节三周左右，疫情防控的形势忽然趋紧。石家庄以及东北的一些城市相继爆发大范围感染，隔离和管控再一次加剧。上海、江苏等地纷纷发布就地过年的政策，社区管控加重，各地出台了婚事延期、丧事简办的规定。一位朋友的母亲在年初武汉疫情严峻时去世，亲友都不能到现场，只有子女亲属不足十人在殡仪馆悄无声息地与她告别。如果这样，我宁愿父亲在春节之前，管控尚未十分严格的时候去世。这样的想法实在残忍和忤逆，但是设身处地，谁能说这样的意愿不是出自孝道呢？父亲操劳一世，他应该配得上一场隆重的丧仪和葬礼，让众亲友和邻里前来吊唁，在瞻仰、哀悼中怀念他的一生。而这样的念头，又显然与母亲的愿望相悖，在丈夫的尊严和子孙的兴旺之间，她毫无疑问地站在了子孙的一边。必须活过这个春节。她相信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支持着她。
七
寒冷的春节即将临近，由于丙医院的治疗效果弱化至形同于无，我们兄妹商议，决定带父亲改服中药调理。妹妹工作的肯德基餐厅来了位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寒假实习生，他的导师在南京开了家有名的中医馆。在网上挂了号，早上七点到了中医馆还要排队。就诊的人很多，还有从东北坐飞机过来的病人。女教授出生于中医世家，她给父亲开了药方，我们抓了药，回家之前我驾车绕道到南京长江大桥，从江南到江北，再回江南。父亲说他年轻时从桥上走过，感叹现在完全不是以前的模样了。在沪宁高速上遇到几辆运输风车叶片的巨型卡车，乳白色的叶片每个都有三四十米长，超车时需要长长的一段时间。父亲很好奇，问我这是什么？我告诉他，这就是发电的风车叶片。他拿出手机要拍照，操持不住，就吩咐妹妹拍摄视频，说，拍回家给你妈看看，她没有看到过哦！
中药，父亲喝得很艰难。他喝上一口，紧闭着眼睛，需要借一股力猛然吞下，以冲破那道关隘，让良药进入体内；而贲门就像一道紧闭的门，阻止着他的努力。父亲从手机上看到，中药除了煎服，还可以将吃剩的药渣趁热缠绕在腰部，这样通过皮肤吸收就可以第二次获得营养；缠绕两小时后，再将药渣煮水泡脚半小时，又可以从脚板上第三次获得营养。他信以为真，让母亲帮他实施着这三步营养法。这带来一个新情况，他的身体附着了一股浓浓的中药味，不是纯粹的药味，还有莫名其妙的腐败气息。他自己嫌弃，也不愿别人靠近。妻子让我带父亲到澡堂洗澡。虽然村里和镇上均有澡堂，但我考虑那里乡邻和熟人多，免不了各种言语的关切，有些嫌弃和避讳，父亲不能接受。人在患了癌症这样的绝症之后，健康人自然会与之产生心理上的泾渭界线，虽然常识告诉人们，癌症不具传染性，然而近距离接触，在很多人那里是忌讳和不能容忍的，况且是在同一个水池中泡澡！
城里的浴室，认识我的人多，认识父亲的人却少。我找了家距离沈村较近的城郊浴室，里面有一些女性工作人员，她们为浴客提供修脚、捶背、按摩等服务。从包厢到浴池，浴客只穿一条短裤，需要经过一条长长的通道。接近浴池的吧台，年轻貌美的女子三三两两地坐在那儿，等待着需要按摩服务的客人。即便是在冬天，她们也只穿黑色的短裙、低胸且半透明的蕾丝边内衣。第一次来时，她们还招呼我要不要服务，见我陪着父亲，就再也没有搭理过。经过她们的面前，有一次我禁不住想，父亲面对这样的情景会有怎样的想法呢？男人的欲望在八旬老者的身体里处于一种怎样衰落的状态？而健康的身体与病态的身体对于美色的向往应该绝不一样吧？我的心中，倒是有一点点的希望，希望他此刻依然能存有一线的欲望，或许这能说明他的身体尚未病入膏肓。
浴池门口有个磅秤，他站了上去笑着问我，多少斤啊？我看了一眼告诉他，八十五斤。他有些惊讶地说，上次在医院还是八十八斤的。说这话时，他依然掩饰着不悦，有些自嘲的意味。他太瘦了，整个身子只是一个骨架，突出的肌肉已难以寻觅，皮肤上经络般的线条牵扯在身体表面，有点像蛛网。掀开厚厚的布帘，我再回头拎着布帘一角让他进来。在门厅和更衣室之间有个台阶，他没注意，一个趔趄，上身斜冲过来，我迅捷侧身接住他的右手，他的身体已经伏倒成四十五度，所幸我托住了他。他转身去找掉落在台阶下的一只拖鞋，为了不至于再次失去平衡跌倒，他用双手伸展开来撑向宽阔的门槛。这时候，我被他这“伟大的”姿态怔住了——他双手施展，将身体构筑成了一个鲜活的“十”字，瘦弱的身躯，萎缩的肌肉，干瘪的后背，像极了那个经典的图像。只是他背对着我，头颅也没有像圣人那样歪向一侧。他很快找到了另一只鞋，进了浴池，将身体深深地淹没在温润的水中。
那个背面的形象，只是极其短暂的一个动作，却凝固在我的心底。
依凭着中药的勉力维持，春节到了，春节又很快过去了。父亲走过了八十一岁的人生，跨入了八十二岁的门槛。母亲的欣慰和满足不易察觉，只觉得她长长地舒了口气。此时，中药也几乎毫无效果。春节后再到南京，老中医见了我们，很惊讶。父亲出了诊室，她说，你父亲能活到春节，简直是奇迹。其实11月底在丙医院做完CT检查后，J医生就重重地咂了咂嘴，然后一声叹息，表露出回天乏力的意思。
父亲的求生欲，此时却表现得出奇地健旺。他不断地说，我这病，哪里看不好啦？
我哥说，他的岳父是个个性极度豪放的老头，什么都不在乎，什么事情都不会选择屈尊求助，常常是傲然孤立不可一世状。他每日饮酒半斤，抽烟两包，毫不惜命。有人劝阻他，晚辈也希望他少喝点少抽点，他厉声放言，我得了绝症，你们不要替我四处求医，东看西看都是费钱，找个地方让我待着，谁也不要烦我，让我自生自灭。八十六岁那年他身患绝症即将离世，眼珠消瘦得从眼眶里凸出来。他对着几个儿子说，全中国这么大，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我这点毛病都看不好啦？语气中明显抱有对儿子未尽责任的不满和牢骚。妹妹的公公也是如此，养鱼、种菜存了十多万元，就和儿子儿媳说，以后一旦他生了病，就不要看了，留下这点钱让你妈养养老，享享福。他还说，人一旦得了绝症，看多少钱都是白送给医院，不值得。事情很快来验证他的诺言，化疗几次后，他主张要到南京、上海的大医院看，他的话是，反正钱都是我挣的，我拿来看病也是应该的。相比较，父亲的表达，是隐忍和有节制的。他只是说，总要让我能够吃一点撒。
惜生恶死，人之常情吧。
中医之后再看西医，3月中旬，父亲再次入住丙医院。这一次住院时间最短。出院结账时我在心中盘算：相比较于此前住院都在半个月或者十天，除了院外免疫药六千多元外，每次住院费用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元之间；此次仅为一周，入院时妹妹交了两千元，周六我又补交了五千元，我的心理预期，总费用估计就这么多。但结账窗口的那位女士用了很长的时间累加计算后，抬起头告诉我，还要交五千元。我一怔，问了句，医保部分多少？她查看了一下：八千多。我知道父亲的农保不止是免了40%。实际的情况是，院内费用中也有很多癌症治疗药不能进入医保。
4月，父亲再次入住丙医院。
父亲此时的状况，在村子里竟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舆论。一般年逾古稀的人病后，坚持这样反复到医院住院治疗者，父亲属于极其少数的个案，我们兄妹尚不属乡人眼中的有钱人，但这种反差和对比，让人不悦和难堪，也为众多即将可能面临同等境遇者感到畏惧和不安。许多与父亲年纪相仿的老人在被发现罹患癌症后，子女拒绝送治而在家中以静养方式等死的情况极为普遍，人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在这一年龄的老人身上花费巨资，特别是一些积蓄不厚的家庭，这种默认的准则以乡俗的方式流行。但这种理念没有人直接与我们兄妹传达，而是以委婉含蓄的方式对着母亲表达。
在病人的意愿和家庭的窘境之间，在持续治疗与放弃治疗之间，在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之间，是不是所有的绝症患者家庭，都会遭遇到这样的处境，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6月，父亲住进了离家较近的丁医院，二十天后出院，开始居家调养。一个月后，父亲同意将卧床从楼上搬到了楼下西屋的南窗下，这样可以便于母亲的照料，实际的原因是父亲病情加重了，他自己也接受了这个事实。病榻前的父亲并不孤单，每天来探望的人除了亲戚就是村里的人，尤其是与他年龄相仿且相处数十年的老头们。他们聊往事，也直言他的病。父亲每天都在收获鼓励。我以为父亲是孤傲和不合群的，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并无想象中那样的隔阂，父亲的耿直和善行也常常令他们心生敬意。
将食物送入体内，成了父亲每天最艰巨的战斗。
晚饭前到家，我见父亲坐在床上，床沿的白毛巾上放着一只盛有米浆的碗。他喝了一口，正在做艰难的调整，争取将余下的半碗一饮而尽。但是那碗汤，在他眼里充满了矛盾的评价，似毒药般难以下咽，又似琼浆般得以续命。他顽强地告诫自己，要一鼓作气饮下这碗米桨，这碗汤里，浓缩着十二只虾仁、三粒红枣、一只蜜桃、两片核桃、一汤匙粳米。每一天，母亲像办酒席一样为父亲准备三顿膳食，根据他的心情调制不同的口味。如果是甜的，那就再放进一颗冰糖；如果是咸的，那就切一小片生姜、一小块辣椒。水蜜桃、苹果、芒果、香蕉也是轮换交替，虾仁、乌鱼片、鲈鱼片、甲鱼、猪蹄也是轮换交替。父亲知道这些都是维持生命的重要来源，他坚信：只要吃得进，就能活下去。他足足看着那碗有十多分钟，本意上并不希望任何人在场看着他经受这种磨难和痛苦，但此刻他已无暇顾及。他端起碗，运足了气，他要冲锋，要克敌，要争取一举打赢这一场战役了。虽然这种仗，每一天都有几场，每一场都无法预料，有时候他会败下阵来，有时候根本就失去了作战的力气，但他从未失去勇气。战胜敌人和打赢对手的信念，他是坚定的、持续的。他需要勇气，更需要力量，也期待机会和运气。他并作一口，呲溜呲溜地饮，起先是一小口一小口，渐渐地打通了一道口子，立即抓住了机会，他加速了吮吸的速度和量。他冲上了半山腰，不能败下阵来，要一鼓作气勇往直前。他将碗边紧紧地贴住嘴唇，不让它们有半点缝隙，像是保持并巩固着战果，也蓄积着登顶的实力，时刻把握着胜利的机会。这时候，他啜饮的速度明显地慢了，像是在吸，仿佛一头老牛在无力地饮水，却不甘放弃。他的眉头锁得更紧，身板挺得更直。这一刻，仿佛他和体内的那只猛兽，正处于僵持的状态，他更警惕也更警觉，不容体内的它有半点喘息的机会。终于，他逮准了机会，加大了吮吸的量，脖子仰起，一饮而尽。我和母亲站在一边看着，我庆幸战事已经结束，母亲示意我莫声张，她有经验。她撤走了碗，她知道父亲的战争尚未结束。果然，父亲眉头紧锁，再一次挺直了身子，浑身如同抖筛般打起颤来。体内的巨兽反攻了，父亲的身体被摧毁得一阵连着一阵颤抖，眼泪和鼻涕交替奔涌，母亲递过纸巾，他来不及擦拭，又一阵猛烈的颤抖袭来，整个人都摇摆起来。他紧抿着嘴唇，任由敌人疯狂地报复。无论这颤抖怎样猛烈，怎样痛苦，怎样生不如死，他都绝不妥协。他知道，每胜一仗，就多一天生机。他要活，他不想死；除非最后战无可战，再无任何胜算。
八
死亡，永远与情感相悖。
人到底怎么离去才是理想和适宜的方式呢？
每个人终其一生，都生活在自我认知的小世界里。他的生死观，无非以其小世界中人物的标准作参照。人们很难超越这个狭窄的世界，对事关一生的大事作出决断。父亲的治病过程让我在死亡问题上有了深刻思考。思考死亡不会避免死亡，但可以增进我们对于死亡的认识以及自我与死亡的关系，进而促使我们对于死亡问题建立起从容、理智的态度。
父亲病重以来，性情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对我们做子女的都很友善很和蔼很亲切，但是对他的妻子、我的母亲却突然变得尖锐和刻薄，说话偶尔还很狠毒。母亲常常很生气，但也没办法。是因为病态中的恨意和毒素一定需要有一个出口吗？一些资料说，人在去世之前是会有一些反常行为，譬如心情大变、喜怒无常。我想，一个人自知存世不久，是不是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面对他最亲的人呢？是不是存在另一种可能：他故意如此，以便让亲人对其产生反感，可以在他故去之后尽快遗忘或者减轻一些悲伤？
2020年6月某一期的《时代》周刊声称，一种对抗癌症、心肌梗死的超级良药已在芬兰招募志愿者，此前也有以色列和日本的科学家研制出治疗多种癌症的新药的报道。我相信癌症这一难题终将被人类所克服。由此产生的想法是，癌症之后，是否有另一种类似的病症成为人类死亡的普遍杀手？如果人类彻底实现了对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人类的普遍寿命增长至二百岁或者更高，甚至，人类终于在某一天实现了对于死亡的征服，人人可以无惧病痛导致的死亡，只要不是弃世自杀、犯罪被戮或者意外身亡，死亡在大多数人那儿成了一件完全由自我选择的事情。那么，有多少人甘愿放弃岁月静好而选择自我消亡呢？既然自古以来的帝王都在寻求长生不老之药，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对于普通人的贪生怕死予以责难呢？剩下的问题是，当死亡不再是达摩克利斯之剑，人类从国际政治秩序的维护到国家治理方式的探究，直至个人的三观确立等一系列问题，是否会因死亡这一终极问题的不存在而发生改变？据联合国的报告，地球今日所承载的人口为78亿，2030年将达到80亿，2050年为97亿，2100年将达到110亿的峰值。科学家称，那将是灾难式的人口爆炸。
我相信这样的一天不是科学家所期待的，也不是任何一个拥有理性的人所愿意见到的，也就是说，死亡作为一件人人平等无法改变的正常事件，可以延缓却不容更改。自然之于人类的作用，在文明史的历程中不容漠视，每当国家、种族发生冲突或者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等问题发生，大自然这只巨手就开始发力，战争、瘟疫、灾荒、饥饿、洪水、海啸就会出现，这些灾难的发生有着众多具体的原因，人口陡减却是直接的后果。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大自然始终在协助人类维持着某种平衡？
人终有一死，如何向死而生？美国著名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在他的划时代之作《最好的告别》中说：“现代科学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生命的进程，跟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比起来，我们活得更长、生命质量更好，但人们依然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有位医生在《一席》中说，人生的结局只有两种：一种有插管，另一种没有插管。以父亲目前的状况看，送进医院插管以维持生命，这种选择貌似可以让我们兄妹减少许多良心上的不安，但让父亲因此进入孤独绝望的濒死状态，又有些于心不忍。父亲同样处于矛盾中，他渴望得到积极的治疗，又对医院的“闷”怀有难以忍受的厌恶。家里房前屋后绿树成荫，空气清新，他喜欢身居家中的舒畅。在骨子里，他和乡村里的这一辈人还有个坚定的理念：“走”时，不能在医院里，必须在家中，那才叫寿终正寝。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中对他父亲临终前邀请街坊邻居来到病榻前一一道别、来生再见的气度，一般人很难企及。我也期望，临终前的父亲对于生命即将消亡的认知是明确的，而不是在懵懂中怅然离去。
九
进入8月，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
早上驾车去单位，途中手机响了，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告诉我昨晚父亲“死”过去了一次。当时他好像有一口痰堵在喉咙口，母亲扶他坐起来并猛拍他的后背，他大声咳嗽，一口痰吐了出来，才缓过神。
母亲说，现在一刻也不能离开了，你们也不要出远门了。
实际上也无法出远门了。7月，南京禄口机场疫情蔓延，南京之后又是扬州，管控力度再度加剧。我的私心里，仍是期望父亲最终的那场谢幕，能够圆满地得以实现。
秋日已至，炎热依然。父亲的床上仍是厚被褥，长时间躺着，棉席磨得发亮。处暑前一天，母亲通知我们兄弟俩回家，她约了风水先生给父亲勘察墓地。
立秋之后，每日下班后我就驱车回村里住，以防父亲突然危急时母亲一人难以应对。这期间，父亲忽然有了述说他平生往事的兴趣，所谈内容也是怀念过去和感激他人，尤其是对母亲。……你妈这个人呢，就是脾气急，性子躁，喉咙高，嗓门大，但是心肠好。她做事公道，喜欢帮助人，我们全村甚至全镇，不能说没有第二个，反正也不多。我这么多年，从年轻时一直到生病前，出门干活，从来都是她一早起来把早饭烧得好好的，让我吃得饱饱的，身上暖暖的，再出门。她自己呢，舍不得吃，省下给我。以前家里条件差，腌猪肉她总是割下一小块，给我吃，她说自己留着的，其实我知道她没有吃。早饭总有糯米团子，我喜欢，她自己就只是喝点粥。我这病，没有你妈，活不到今天。你妈这辈子，也是辛苦一辈子，以后你们要待你妈好。
这时候的他，与前一阵子对母亲态度恶劣时判若两人。
父亲和我讲述他年轻时的经历和遭遇，如同电影《大鱼》中的那些传奇故事。他说，我这一辈子，也是一本书哦！也是风风雨雨过来的。我九岁，你爷爷就去世了，我每天一早顶着露水到油榨头村放牛，每天都要经过文产家学堂。袁璐山是从城里来的老师，他看我不像是有书读的人，就向人打听。人家告诉他，我等于就是一个孤儿。有一天他就叫住我问，你想读书吧？你想的话，就来我这里。我不要你的钱，只要上午下午保证有五个小时在学堂里。我当然想啦。就这样，我在文产家学堂读了五年书，识了不少字。那时候的人真是好。袁璐山，在我们这里很有名，他自己穿着破衣烂衫却救济了不少穷人家的孩子。我要是当年一点书没读，也不会是这个命。这是我和周围人不一样的地方，有的人也不平衡，笑话我又不是个文化人，还装模作样天天看书。我这一辈子，还是遇到好人多。家里失了火，要重建房子。我到常州青山桥去买桁条，两大捆，五十多根桁条，从那稻田路上挑回来。那时我才十五岁。到了道士桥，天黑了。我就找人家投宿。那家人是真好，看我从城里回来的，这么小还挑着这么重的担子，就把我接过去，烧水让我洗澡，盛了饭给我吃，还炒了一个蛋，调了酱油汤。我不认识啊！那时候的人都这样，不认识的人到人家投宿很正常，管吃管住，一早就走，什么钱都不用付。你奶奶在常州毛纺厂。家里没田种，我就到常州城里去打工，砌厂房，我不偷奸，肯出力，人家就让我做主管，周边几个村的人也找了去跟着我做。乔窑村的楚生，他赊了我几斤粮票，没能力还就诬告我倒卖粮票。公社的人来查，没有查出什么结果，但是人家看我的那种目光就让我不舒服。再遇到楚生的时候我就责问他，帮了你的忙，为什么还要诬告我？他嘴快，嗓门又高，我辩不过他，就打了他。他拉了人来围攻我，我就连夜逃到江西。怎么会到江西的？我小姐夫，就是你前洲姑父在江西。到了南昌，我年纪小，也识字，他们就安排我到八一毛纺厂去读书，主要是教育，讲形势，讲政策，讲法律，开了眼界，见了世面。再后来，我又被转到洪都机械厂，造飞机，半工半读，这样过了两年。本来也想多学一点正经的技术，后来听说我们老家形势越来越好了，大家一鼓动就回来了。我问他，那怎么说要去当兵又没有当成？他自嘲地笑笑，说，我天生就是个平板脚，都去验身体了，不适合。
父亲是个农民，骨子里却藏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傲气。就在他说着这话的当口，他的枕边还放着《鬼谷子》和《易经》。鬼谷子号称中国最伟大的演说家和辩论者，其门徒苏秦、张仪、庞涓、孙膑等个个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号令诸侯，掌权列国。父亲熟读《鬼谷子》，自然也是敬重此君并敬仰此类豪杰的。他讲的许多道理，或许就是通过读书融会贯通。他说，做人做事不能图眼前利益，要有长远眼光；遇到好事要想到危机，遇到不好的境遇要沉得住气。世界上的事情，好中有坏，坏中有好。纯粹的好人是没有的，纯粹的坏人也没有。纯粹的好人就是圣人，几千年才出一个，我们根本见不到；纯粹大奸大恶的人，也很少见到。我们周围的人都是缺点和优点都有。有的人在你面前缺点多，因为不投缘；有的人在你面前优点多一些，那是因为关系好，有的还是因为有利益交换。所以看人，要有包容心，尽量少一点私心。如果不能做到，就看看自己，也是有很多毛病的，有时候也有很多别人不能接受的缺点。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这些道理父亲此前却从未与我谈论过，或许是当初说过我没有往心里记。说到读书，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读书也不少，我的意见，现在的书还是要少读，应该多读点古书。古书都是多少代人积淀下来的，道理深，要我们一辈子来悟。现在的书，很多都是从古书里繁衍出来的。我很惊讶，对于现代的许多书，他用了“繁衍”这个词，很新颖且独到。
父亲在和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时空越出了边界。傍晚的院子里有树叶飘落的稀疏声，蝉鸣加剧了乡村的寂静。一只巨大的蜥蜴从父亲曾经耕耘的田地里蹒跚而来，它半立在门前的小屋边，头部搁在房顶上，前爪搭着屋脊四处张望；一头鳄鱼盘踞在院子的另一边，翘首仰望。它们渴望交流，却彼此沉默。恐龙从云端里缓缓移近东边的院墙，它似乎在准备主持一场浩大的仪式。父亲说，我这一世，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是遇到的人大都是好人，都是肯帮我的人，有今天这个样子，也值得了。言语中充满了知足和感慨。我被他的话牵引着，回过神来。目光从床上的父亲又移到院子的场地上，三只猫在闭目静听，一只黄猫、一只白猫还有一只灰猫，它们在寂静的晒场上各据一方，或伏或趴，或仰面大睡。黄猫的身边还有三只它的小猫咪，它们悠闲自得，仿佛豢养的家畜。
在父亲生病前，他一直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壮年父亲。父亲病重后，我才恍然醒悟他已是一个老人，而我也已不再是个孩子。我学着弥补我的浅薄并克服我的鄙陋，才渐渐了解，进而理解，我这个有着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的农民父亲。
时节到了白露，父亲常常整日陷于昏睡中，醒来时也是自说自话。中屋与西屋，常常存在着两套话语系统。父亲在昏睡时，我们在中屋谈论着他真实的病情以及即将来临的丧事所涉及的种种问题。他醒了，我们回到西屋听他说话，话题总在他毕生擅长又百般牵挂的田地上。湾里的那片榉树要封头了，要请西塘的张老板来修，他手艺好，不伤树；小桥头的黄杨球，沟渠要去梳理了，下了雨积水的话，土质会板结；后谷塘的芝麻，再有两个礼拜颜色就要加黑边了，别等到发黄，发了黄芝麻就要掉了，收成就会打折扣。每一件事他都了然于胸。或许正是这样，他没有纠结于死亡这件事，而是盘算着自己心爱的那些树木和庄稼。在拆迁村和新建公路的边界地带，父亲生病前种了许多南瓜、黄豆、油菜，他嘱咐母亲不要拿去兑换，要存在家里。他有一个奇怪的理由：备荒。他说，荒年一来，自己家里有余粮，比什么都强！母亲笑他，真正荒年来了，你这点粮食能扛多长时间？再说，人家都饿死了，就你家有粮食，你能保证睡觉安稳吗？父亲不管这些，他是受过苦的人，也是挨过饿的人。我不知道，他这念头是早年的深刻记忆导致的教训迭加，还是生病后意识模糊产生的执念。
白露过后大约一周，父亲日渐失去了谈话的兴趣，整日昏睡，乏力。母亲说，你爹这是“着床”了。父亲就像那火苗，摇曳着，一直要等到灯油耗尽。母亲又用了一个乡间人通常表述的字：漾。她说，你爹现在漾在床上了。这个字，很形象也很逼真，人们通常以此比喻临终之人。他不疼痛但瘫软无力，每一刻都痛苦。坐在他床前，我心中时时涌起深深的自责，愧疚感生生地咬噬着我。父亲在患病前几年其实已有迹象，但我没有坚持带他去做彻底的检查。父亲患病后的医治，依凭的是我们兄妹三人的资源和财力，我知道在这个时代，即便与父亲完全一样的病患者，如果不是像父亲这样只是个农民，如果不是像我们兄妹这样在社会资源的调配与利用上的普通人，那么父亲，虽不至于长命百岁，他的寿命也不会仅止于此。
人生没有如果，命运却可假设。一天午后，父亲对母亲和哥哥说，还是送我到医院去吧，请医生给我打一针然后就往家里拖。母亲和我哥又气又觉得好笑，说，哪个医生敢犯这样的罪，这不就是杀人吗？他自己也觉得这样的要求太过分，又说，哪怕让我昏昏沉沉睡着了走掉也好啊！他的呻吟声越来越粗重，仿佛有巨大的石块压着他的身子，连喘息都变得十分艰难。中秋前一周，父亲的腿和手臂消肿了，他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表弟一家都来探望，他说，我来日无多了。
他已坦然接受了事实。我问父亲，你这一辈子，觉得还满意吧？
他说，你们兄妹三个，以及儿媳和女婿都孝顺；两个孙女和一个外孙也很好。有这些，我也满足了。我自己，一生就是凭着两只手。别人的再好我不要，不属于我的我也不要。一个人要知足，再多有什么用场？都是空的，名义上属于自己，实质上都是空的。我很惊讶，父亲其实有着自己的人生哲学。
母亲关照我们，特别是出差在北京的妹妹：你爹这样子，可能哪天睡过去就不会再醒过来了。你们一旦接到消息，不要太激动、太悲伤，回来路上要当心，你们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十
无论此前有着怎样充分的准备，死亡的来临永远突然。那一刻，唯有六神无主和惊慌失措。
这一天恰是秋分，傍晚到家后父亲仍在沉睡中。母亲说父亲今天只喝了两匙汤，妹妹带回来的元祖月饼，他吃了指甲盖大小的一块。母亲告诉我一件事，下午两点多，她在父亲床前的沙发上睡着了，突然被他的大声呼喊惊醒。他先是像在答应别人的呼喊，哎——哎——声音很高，拖着长长的尾音。然后呼喊母亲，小柱，小柱，有人喊我呢。母亲醒了，并未听到有人呼喊的声音，就问他，谁在喊你啊？父亲说，不知道，不知道谁在喊我，就在屋后。母亲以为是他的幻听，并没有放在心上，后来觉得此事蹊跷。
天全黑后，父亲醒了。他问了我今天的工作，我问了他今天的感觉，一切似乎都很平常。我问他，想不想抽一根烟？他说，就抽一根吧。我给他点燃了一根，他依然侧身向里，抽一口，将烟灰小心地抖落进空的八宝粥金属罐里。
上午的时候，女儿将她爷爷三天前嘱咐她画的观音像发到了我的手机上，我将此事告诉父亲，问他现在想不想看。他一听，立刻来了精神，要母亲帮他翻身，将身子侧向外床，又吩咐母亲，给我打点热水来，我要洗脸、洗手。母亲直接从太阳能热水器上接来热水，试了试水温，又加了些凉水，给他洗了脸，洗了双手，并用热毛巾从他的脖颈直至前胸后背都擦洗了一遍。父亲说，热水洗了很舒服。他又叫母亲到楼上衣柜的左侧抽屉取来一方红毛巾，说，把观音像放在红毛巾上给我看。我把手机屏打开，让观音像显示全屏，再把手机放在毛巾里。父亲接过去，欠了欠身，仔仔细细地看了，连声赞叹，好的好的，哎呦！这丫头画得好，这丫头真聪明哦。他的喜悦溢于言表。母亲说，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爹这样开心地笑过了。图像上的观音手执玉净瓶，两名童子陪伴左右，父亲要求的荷花、翠竹、如意云等元素应有尽有。
看了观音像，父亲兴致很高，又吩咐母亲把冰箱里的好茶拿出来，用我的紫砂壶，泡一壶给我喝。我们立即去照办。他又说，头道茶先倒掉，二道茶要沉一沉，让茶汤出来再倒给我。我和母亲一一照办，把茶汤斟入小盅，用吸管让他吸。茶入肚，他连呼好茶，说，好了，好了。壶里的茶，留给子孙喝。我不解其意，自己倒了两盅，喝了。这时村长来探望父亲，父亲声音洪亮清脆，对着我们说，嗨——我心满意足了。好酒喝过了，好烟也抽过了，好茶也喝过了。儿孙后辈都和睦孝顺，我也心满意足了。
看了观音像，喝了茶，说了会儿话，父亲累了，我也上楼准备看书。
半夜十一点，他问儿子在哪儿，母亲说在楼上看书呢。他说，好，看书，别打扰他。凌晨两点忽然醒来，听到父亲和母亲在楼下谈话的声音，断断续续，听不清内容，一时睡意全消。两点半，或者接近三点，母亲忽然喊我，带着哭腔的声音从楼道口像风一样直串而上，儿子，你快来。你爹说他要走了。我一惊，他要走了。我立即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父亲浑身大汗淋漓，嘴唇在急促地张合，呼与吸拖得很长，呼气很重，出气也大，每一次都很艰难，像是放着长绳从深渊般的水井中取水，一次又一次地努力，每一次提取都是竭尽全力，每一次尽力后又精疲力竭，每一次都有可能成为最后的一次，随时都有可能连人带桶掉入井中，沉入深渊。
母亲大声地呼喊他，小龙——小龙——我也大声地喊，爹——爹——
他还能听到我们的呼喊，只是回答已经很艰难。我要走咧！他的声音很微弱，但很清晰。我听着，头皮发麻，浑身颤抖。故意不愿理解他的真意，大声地问他，爹，你要去哪里啊？你要走到哪里去？母亲问他，要不要喊老大（我哥）回来？要不要喊女儿回家来？要不要喊志平来？一声紧接着一声地问他，他极其低沉地嗯了一声。母亲立即判断，他是明白自己到了归期了。因为四十多天前的那次昏厥，她一声声地唤醒父亲，问他要不要叫孩子们回来时，他声音很明确地表示：不要。这一次，不一样。母亲拨打我哥和堂兄的电话，哆哆嗦嗦中找不准号码。我也颤抖着，紧张又害怕，接过母亲的手机，找到号码拨了出去，哥哥接通了电话，我还在问父亲，要不要我哥回来？爹，要不要我哥回来？我极其害怕那一刻真的来临，我希望父亲能再次挺过这一关。那一头，哥哥已经挂了电话起身从城里往家赶。母亲又给妹妹和住在村里的堂兄打了电话，我却希望这是母亲的大惊小怪。父亲此时已经虚弱得不能有任何的动作，他能够听到我和母亲的呼喊，却不再言语。任凭我们怎样大声地呼喊他，他都紧闭着双眼，沉默着，汗水浸透了他的头发和上衣，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母亲开始撤除父亲床上的蚊帐，不得要领，那金属支架怎么都拆不下来。她吩咐我，你来拆，快点。她说，人在去世时必须拆除蚊帐，否则会被罩住。我迟疑不动，心想，万一父亲清醒了，看见他的蚊帐被撤除，明白了撤除的用意，会不会责备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听从了母亲的意见，将支架撤了，将蚊帐推至床里。堂哥来了，母亲这时换了个话题，大声问父亲，要不要把你移到堂屋去？连续问了三遍，父亲的额头前倾了一下，很细微，但意思很明确。他同意这样的安排。他自己当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人在临终时，必须趁着一息尚存，让他躺到正屋的厅堂、正对大门的门板上，此之谓寿终正寝。但我仍觉得父亲没有到达那个程度，不主张母亲和堂哥这个动议，担心父亲待会清醒后要责备我们。志平哥已经很确定，并表示要抓紧时间。此时，父亲忽然睁开了眼睛，坐了起来。在卧床三十多天，漾着这么久之后，这一举动一反常态。他坐在了床上，目光茫然地四处张望，仿佛在寻找什么。我大声问他，爹，你在找什么啊？你在找谁啊？你能说吧？你告诉我好吧？他的左手突然有了力量，从床单上跃起，用力抓向空中，角度和他四处搜寻的目光一样，呈四十五度的向上方向。此时我却不再慌张，意图探明他的用意，大声问他，爹，你要抓什么？你要抓什么东西啊？你告诉我，你能说吧？”他只是连续做这个动作，也只是三次，或者四次。我忽然想，难道这就是人们传说中的临终之人，自觉深陷泥潭或者深渊般的河水中，努力向上爬，希望上岸，抓住“救命稻草”的时刻？这个过程，持续了只有一分钟，或者一分多钟，他的身体就失去了支撑，突然地轰然倒下，眼睛微闭，呼吸不再是大声用力的那种，而是越来越微弱，微弱到难以察觉。
母亲坚定了必须立即将父亲移至正屋厅堂的决心，志平哥做过葬礼的丧事“八仙”，他认为事不宜迟。我也意识到情况似乎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母亲和堂哥到正屋摆放门板，我一个人与父亲待着，继续大声地高喊，希望他清醒过来。回到六个小时前与我喝茶谈话时的情景，我不相信那么鲜活生动的一个人，会这么快地濒临死亡。
母亲和堂哥回到父亲的床前，母亲仍有些犹豫。堂哥说，婶婶，现在要把大叔抱过去了，否则就来不及了。我渐渐觉得他对眼前事件性质的判断可能比我想的更接近事实，于是协助堂哥将父亲包裹进床单。志平哥将双手插进父亲头部下面的被褥，我用双手去托父亲的双脚，但立即意识到承重点不准，于是又进一步，伸出另一只手托起他的臀部。那边，志平哥已将父亲的头部托起，父亲的半个身子就脱离了床板。我用力一抱，他的双脚和臀部也离开了床板，父亲就这样被我们俩抱起。从西屋到正屋，必须经过正屋后面一条狭窄的过道，还要绕过两个九十度的转弯直角。我担心这个过程会有闪失，母亲大概也担心我不能胜任此事。然而这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另一条相对从容和便利的路径，是从门外走，先出了西屋的门再进入正屋，但要出门，这是绝对不可能被选择的方案。或许在母亲心中，这件事早已被细细思考过，所以也无需犹豫。志平哥抱着父亲，先自己转身在前，让我在后，这也使得父亲前进的过程，保持了头前脚后的方向。母亲这时已不再慌乱，提醒我们不要莽撞，要稳稳地。我和志平哥彼此掂量着对方的速度和承重，急促中保持着平衡。转过第一道九十度弯的时候，我已浑身是汗，自知承受着难以承受之重，也是紧张。到了堂屋，志平哥先将父亲的上半身搁到门板上，头部的位置居于门板的中线，我顺势将父亲的身子沿着中线缓缓放下，自己的身体仍然颤抖不止。再看父亲，他的身子笔直地躺在了门板上，脸色苍白，表情里读不出任何信息；大汗已经停止，微闭的目光依旧茫然，嘴唇也不再张合，仅有脸颊和下唇的肌肉在静止很长一段时间后偶尔出现微微的抖动，那是呼吸的迹象。母亲、堂哥和我持续不断地呼喊，期望他醒来。但无论怎样呼喊，父亲的回应都很渺茫。他静止着，如同完全沉睡着。志平哥试了试他的鼻息，很微弱，几乎没有。过了一忽儿，父亲的下嘴唇又有了一次微弱的抖动，似乎又有了希望，我们又连番呼喊。父亲像困乏至极的人，沉沉地睡去，又被我们唤醒，然后又沉沉地睡去，再被我们唤醒。我对着父亲喊，爹——你等等我哥还有妹妹，他们马上到家了，啊！如此这般三次、五次，我感觉到父亲真的到了濒临死亡的边缘，悲伤阵阵袭来。从我下楼到此刻，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像是一分钟那样短暂；而从父亲躺在门板上开始，他一次次地被我们唤醒，又一次次地沉睡过去，这个过程残酷得宛若一个世纪般漫长。门口突然响起了摩托车的引擎声，我哥到家了。父亲的嘴唇微微抖动了一下，突然静止了，这是在最后一次漫长的等待之后，父亲留给我们最后的一次表示他依然活着的回应。此后，他再也没有了任何的回应。
村长和村里负责丧事的“八仙”陆续赶来，我们在呼喊和等待中坚持，希望父亲再有一点点活着的信息表示出来；堂哥无数次试探父亲的鼻息，又摸他手臂的脉搏，最后无奈地告诉母亲，婶婶，大叔走了。大叔叔，他走了。母亲跟着堂哥的动作重复了一遍，试探鼻息和摸脉搏都十分小心，十分谨慎，紧张中有着万分的尽心。当终于确定侄子的判断准确的时候，母亲发出了凄厉的哭喊。我一时分辨不出这哭声拉开的生死界限，我觉得生与死之间有着漫长的距离，至少在面容上。此时的父亲，与生时，与昨晚他喝茶时，与和我交谈时，并无太大差别，虽然我知道这一次停息，是他在漫长的坚持之后的彻底放松。村长看了手机，说，两分钟，两分钟之前是凌晨三点二十六分。二○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二十六分，这是父亲“走”的那一刻。
十一
天亮后，忙碌的丧事立即展开。丧仪从传统上讲，是规矩最多、禁忌最重的一系列事务的集合。在乡村，丧仪团队的服务已经专业化，主家只需根据财力确定一个标准，其余一切均有人按序推进。工程队拖来了整车的钢构件和帆布，他们分工合作，在门口搭起了凉棚。黑纱、孝布以及我们孝子们穿戴的白衣、白帽、白腰带等一应俱全。负责三天饭食菜肴的厨师团队也在天亮后陆续赶到，风水先生应邀前来复查此前勘察的墓地。凄厉的唢呐声于清晨时分在门口一阵阵地响起。父亲去世的消息，迅速传递于这一片乡村。
在“八仙”的安排下，我们兄妹和母亲立即分头介入繁杂事务的应对和处理。母亲、妹妹、我妻子和嫂嫂以及族内的女眷守在灵堂哭灵，有人来吊丧，门口的唢呐声起，哭声就更凄厉。我哥作为长子，给各路亲友拨打电话，告知父亲仙逝的消息，邀请他们参加次日的入殓仪式；伯伯叔叔和舅舅那几位长辈，还要一一登门磕头祭拜。做完这些，他就到镇上办理墓碑事宜。
村长兼任丧仪与“八仙”队长，拥有双重身份，他安排我上午去办理父亲去世后的相关法律文件。他一再与我强调，这件事极为重要，必须赶紧办。到了村委会，工作人员简单询问了父亲的生病经过，熟练地开具了一份证明。我取了那纸证明驱车进城，到指定的医院开具父亲的死亡证明。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医生接过我从村委会开具的证明，阅读后又将我和父亲的身份证仔细查看了一遍，询问父亲的病史以及在不同医院的治疗和转院等情况。我一一告知，她的眼睛只是盯着电脑，并不看我，突然说，在丙医院的化疗时间还很长哦！这时我才明白，她是在做必要的核实，而父亲的姓名输入之后，一年多的住院治疗情况她已一目了然。胃癌，很痛苦的吧？还有贲门和食道，不能吃，那是受罪啊！老人生病，家人也受累哦！你们做子女的，这一年多也是很辛苦吧！她真诚的关切，令我十分感动。她的职业，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病患家属，仍能保持这样一份耐心和同情，使我平添一份对她的敬意。从医院出来，前往行政审批局的公安局窗口，我将医院的证明，父亲和我的身份证以及父亲和母亲的户口本递给工作人员。她取出户口本那片残破的纸，在电脑中操作了一番，将一本新的户口本递给了我。我看了看，户主换成了母亲的名字，而且仅有母亲一人；再看她递给我的另一张纸，那是父亲的户口注销证明。此时我意识到，父亲的死亡，这一刻已经走过了三道门。肉体的死亡，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凌晨三点二十六分，这是第一道。第二道，是唢呐声在家门口吹响，意味着父亲在乡村、在社会层面的逝去；城里的头面人物可以通过微信发布讣告，父亲作为一个乡村农民，一声唢呐即可完成宣告。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是一个人活着在国家法律层面上的证据，户口注销意味着父亲在这世上活着的最重要的依凭，被彻底消除了。
前来吊唁的人，从第一日到第二日，连绵不绝，灵堂里人来人往。
三天中有两夜要守灵。包裹着绸缎的棺木盖板，父亲遗容的位置留有一块透明的有机玻璃窗口，这种人性化的设计可以让亲人瞻仰逝者的遗容。灵堂里铺满了稻草，凉席覆盖在稻草上，天气依然炎热，我们只是盖着毯子。母亲坚持要和我们一起守灵。夜里零点之后，迷迷糊糊间被哭泣声惊醒，我看见母亲立在冰棺旁，隔着两层玻璃，对着父亲饮泣说话。凌晨两点和三点时我再次醒来，看见妹妹在和父亲说话。她们的嗓子早已哑了，妻子和嫂子也哭哑了，但不及母亲和妹妹。我们兄弟俩，几乎没有掉一滴泪，也没有哭一声，这种伤痛无法解释。
第二天傍晚的入殓仪式是仅次于安葬的重要环节。在乡间，入殓重于安葬。许多亲戚可以不出席死者的安葬仪式，但入殓仪式是必须参加的；也可以说，参加入殓仪式后，其他仪式都可以不参加；反之，倘若不参加入殓仪式，那么参加其他的仪式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天来的人最多，规矩最重，场面最庄严，也最能显现出死者的威望。下午三点左右，亲戚们陆陆续续到了。最年长的是父亲九十二岁的亲哥、我的伯父，还有母亲的哥哥、我的舅舅。门前的凉棚中人流穿梭，唢呐声声声震耳，母亲安排两位老人坐到西屋的里间休息。居住在邻镇的堂哥堂嫂和他们的晚辈，拆迁后住到城里的三个表哥，都带着全家来了。父亲的四个堂侄亦即我祖父弟弟的孙子辈，也带着家眷一起来了。有些远亲在平常已少有往来，但是吊丧事大，也是乡间人情维系中极为看重的事件，来与不来，乃是彼此关系亲疏情感深浅的直接衡量标准。四点，门口的凉棚里已经聚集了一百余人，除了亲友还有村里人；别人家在入殓仪式的晚餐中每户仅邀请一人，父亲生前表示，村里的人全部邀请，能来皆来；于是除了在城里上夜班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前来者，来吊丧的人中村里人占了三分之一。下午近五点，在南京工作的堂哥也到了，村里人聚集的那片区域一阵骚动，长辈们从他的相貌中认出了堂哥父亲早年的影子，他父亲当年离开村庄时的种种故事唤起了他们各自年轻时的记忆；而堂哥上一次回沈村，已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时间到了五点十分，上海的表妹和前往车站接她的皇塘表哥一家也到了。
五点二十分，“八仙”队长宣布入殓仪式开始。死者为大，跪拜是生者对于逝者最大的敬意。跪拜的次序显示着关系的亲疏，先是我们孝子贤孙，然后是亲属中的晚辈、长辈，再是村里的同族中人，再是同村中人。父亲没有特别的好友，除了至亲，他人即友。跪拜完毕，人们又回到了门外的凉棚里，灵堂中挤满了“八仙”和八音班的人马，他们将父亲的遗体从冰棺内移到棺材里。“八仙”各自拿着厚厚的黄表纸，塞进父亲身体与棺木之间的缝隙中，将所有的空隙紧紧填充，使父亲的遗体与棺木成为一个整体。头部的装饰完全由八音班的那位留着小胡须、带着金项链的头领来完成。这是一位真正的入殓师。他将事先准备好的那筐洁白的菊花一朵朵地捻起，一朵朵地钳进父亲头部和脸颊两侧的海绵块上，上方的帽檐边以及从颈部到胸前的位置也布满了鲜花。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极其恭敬，极为审慎，仿佛在与没有生命的父亲进行灵魂上的沟通。父亲的额头和双颊，竟然沁出了晶亮的水珠，很细微，也很确定，如同汗珠、水滴——在脱离冰棺十分钟后，冷暖空气的对接形成了这种效果。入殓师用纸巾轻轻地拭了拭父亲的脸颊和额头，口中念念有词。他已将白色的菊花镶嵌成一朵新的团花儿，父亲的脸部因之突出，也随之显得尤为庄严和肃穆。
盖棺的时刻到了，母亲和妹妹突破八音班和“八仙”的双重阻拦，挤到棺木边，要再看一眼父亲的遗容，哭声中有着呼天抢地的悲痛和哀伤。周围人默许了这种情感的释放，这一过程持续了两分多钟，凄厉的唢呐声迅速盖过了一切，我的几位堂姐和同族的嫂嫂过来连拖带拉，附带着自己的哭声，将母亲和妹妹搀扶出了灵堂。死别，就是这样的剧烈而平常。可以留给你一点点时间，但是没有过多时间的逗留。入殓的所有程序，其中都有规矩和要求的约束，所有的约束都有种种禁忌的发布与传播、遵从与执行来予以表达。父亲在世时，在病中，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卧床的绝症患者，亲人之外没有人太在意他的话语和神情，谈论作为话题，是乏味的生活需要一点临近死亡问题的非严肃的交流。当一个人成为死者，他就拥有了超越于凡人的某种威力或者曰魔力，特别是在入殓仪式和安葬过程中。他不仅无处不在，而且仿佛能够对每个人的心理洞察秋毫。可怕之处还在于，他能施加属于他那一世界的影响于这一世界中的人。这样的对象通常只存在于人们对神的想象，像父亲这样的普通人自然不可能是神，然而同样具备类似于神一样的不可捉摸之力。其实人们心底都对那个字、那个词、那个如神一般存在的对象心知肚明。我不愿意将那个词用在刚刚逝去的父亲身上，我也理解亲人之外的人们在这种非常时刻的感受。我也如此，人们本能地祈愿丧事的主角施加于己以更多的保佑而不是恶或者恨，更是唯恐自己的无知而导致莽撞的冒犯，因此恐惧和敬畏依然是人们对于逝者的普遍心理，所以禁忌成为人们心照不宣并且愿意彻底遵从的规则。
其实，丧事也是农耕社会里重要的发布和监督的窗口。人们通过参与、观看和实践，使各自的言行符合规范，遵从法度。孔子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之说，孟子也有“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之论。在中国古代，丧礼和祭礼是中国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今世的民间丧礼，自有其一套虽已简化然而依然神圣的程序，它在事实上承担着敦化风俗、安顿世道人心的作用。盖棺之后就意味着丧事中最重要的入殓仪式已经结束。亲友各自组团并桌就坐，当所有的桌子坐满，尚有二三十人站着。预备的十二桌菜已经不够，厨师提出每桌由原先的八个人增加至十个人，母亲说那样太拥挤，她建议再开三桌，无非增加三桌的菜钱。她说，菜不够，我们主家晚点吃。厨师采纳了这个建议，说，菜都有备份，就是糖蹄、龙虾等几个大菜少了几份。南京的堂兄、上海的表妹都是远道而来，村里在外工作的人，有的已经十多年未回村子，也来吊唁并赴宴，事后村里年长的老人告诉我，父亲离世能来这么多的人，这情景在村子里好多年没见到了。
第三天一早到了殡仪馆，父亲的遗体被推进了专门的房间，约一小时后，我和哥哥被通知进入工作区的观察室，工作人员让我们再次确定一个即将进入告别室的棺材中的人是不是自己的亲人。我们俩先后凑近那个小小的玻璃窗，在父亲的表情中我们读不出一点信息，他依然如同沉睡。我们点了点头，退出了观察室。父亲在这世上有形的存在，就此与我们告别。又过了一小时，工作人员提了一个红布包裹的袋子从窗口递给我哥，“八仙”队长接过去放入盒子并用手摁了摁，又敲了敲凸起的部位，我能听到那种类似于敲碎木炭的声音。哥哥将父亲的玉佩以及智能手机、充电器一并垫入骨灰盒的底部。父亲参加了新农保，政府提供了一个可以免费领取的骨灰盒，我们为他选了一个雕有仙鹤的白石盒，中间有个大大的“福”字。
回到家中，棺材已不在，石质的盒子放置在父亲最后一息尚存时躺过的门板上。母亲和妹妹趴在门板边痛哭，其他人忙着准备祭祀物品。“八仙”为我们孝子披麻戴孝，然后出殡。
秋天的艳阳依旧炎热，中午时分的气温高达三十二摄氏度，送葬的队伍有八十余人，庄重而肃穆。最前列者是拖竹竿、撒纸钱的开路人，随后是九个提花圈的侄子辈，再是捧着父亲遗像的外孙，然后就是穿戴重孝的我们兄妹和家眷。父亲的灵柩由“八仙”抬着，八音班的五名鼓乐手紧随其后，再后面是亲友和村里的关系密切者。国人的习俗，丧事尚白。送葬者人人头戴白帽，臂挽黑纱，白色的装束与秋日田野里碧绿的树木相互映衬，定格成一幅图像凝结在我心底。父亲一生的荣耀，在如泣如诉的哀乐中得以表达。
墓地在村外的河道边，四周的村庄陆续拆迁后，这里成了唯一未被翻耕的土地。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孙家先祖、长辈族人都安葬于此。以前每年清明，我都随父亲来扫墓；今天，他来与他的父母相聚了。墓碑、地基和护栏都是定制的，占地两平方米，与家中他曾经居住的三间两层小楼相比，这只能说是一个容身的归宿。
乡村里一位农民的葬礼，没有电影中亲人们身穿黑衣，戴着墨镜肃立一侧，静观棺椁入坑的情景。“八仙”将骨灰盒放在墓穴前的台阶上，众人绕着墓穴行走一圈、磕头，进行最后的告别。“八仙”队长将骨灰盒放入墓穴，盖上石板，浇筑水泥。生者与逝者，从此阴阳相隔。
父亲生年八十二岁，也属高龄，因病离世属于正常死亡，也属喜丧；孝子贤孙齐全，家庭和睦。出殡后的午宴，母亲让厨师准备的一百只寿碗，均被人悉数领取一空。在乡俗中，带一只这样的寿碗回家，可以让自家子孙沾沾福气。
午宴结束，工人们来拆凉棚，厨师们收拾厨具。哥哥在正屋大堂的八仙桌上与厨师、八音班头领结算账款。结完账，厨师和八音班头领也离开了，家里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中堂的阁几上供着父亲的遗像，那是去年我陪他洗澡后拍摄的一张照片，右侧的脸部略微带着自在安详的微笑。八音班的头领在两天前为遗像配上黑纱和白色的绢花时说，老爷子这样的相貌，哪里像种田人啊！城里头一等一的先生也少有他这样的气质哦！
在没有了父亲的家里，一时还察觉不出异样。午后的阳光依然明澈，只有我们这些亲人的心里黯然神伤。
十二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十三日，村里与他同龄的龙伯也去世了。两件丧事离得这么近，乡间人的比较和评价，反差很大。一些老人对龙伯后人的做法颇有微词，重点在丧事处理的草率，具体所指，在于未能在逝者临终前将其从镇里的敬老院拉回家中让他寿终正寝，而是直接拉到了城里的殡仪馆，冷冷清清的气氛中省却了许多本不应该忽略的丧仪，老人们认为这是对逝者的大不敬。有老者捶胸顿足，痛心疾首，几日茶饭不思。我起先并不理解这种情绪的所以然，此类事毕竟属于他人家务，村里人仅有旁观的份；再则，城里人亲属病故不都是直接拉到殡仪馆吗，何以有此激愤的议论呢？母亲说，哪个人希望像龙伯那样走呢？哪个人不想像你父亲那样走呢！原来，完美的丧礼是人在归时的最终向往，这一理念在乡村尤为强烈。老人们之所以对草率的丧事痛心疾首，是担心有人坏了规矩，儿孙们有样学样。
树叔参加了父亲的葬礼，事后他与村长商议，说，我能不能先到墓地落实一个和小龙一样的墓，到那一天再用，他那个墓真是好。村长说，可以是可以，但话说开了，如果拆迁时你还没有死，那个墓是没有补偿款的。听闻此言，树叔脸色有些灰暗，嘀咕了一句，我两个儿子还不知道愿不愿意呢！
上周回家，母亲说起个新情况，邻村唐家湾要拆迁了，我们沈村估计也快喽。另一个消息是，村里的那片墓地，现在不许再树新坟了。村委会的人说，后面的逝者要统一安放到镇上建的灵堂里，一个骨灰盒一个隔仓，配一个有姓名的牌位。
父亲成了沈村土葬墓地里的最后一位村民，也可能是在村子里举办完整的传统丧仪的最后一名逝者。
今生，我就这样与我的父亲相遇；今生，我们与生命的有限和死亡的必然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此相遇。
【作者简介：孙慨，摄影评论家，现居江苏常州。主要著作有《唯有思想》《摄影九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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